钟伟 巴曙松 赵晓 高辉清

　　20年前，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民众享有了百年来难得的繁荣和福祉。中国已经拥有20多年的繁荣，中国还能期待未来20年的繁荣吗？

　　布热津斯基说，我认真阅读了可以得到的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前景的文献，又与中国人打了将近1/4世纪的交道，我相信，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一个显见的事实出发：即中国国土广袤，不容忽视；中国历史悠久，不容藐视；中国雄心勃勃，不容我们对其想当然。中国这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国家，保持着独特的历史延续性，有全球20%的人口。同时，在过去的200年间所蒙受的耻辱而造成的民族不满情绪，以及日益增长的自信驱动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性角色。

　　大国的兴衰在历史的交响乐中不过是飘散的片断音符，而人类将第一次面对拥有这么多人口的国度之崛起，的确显得意义非凡。

　　第一部分：已有和期待的繁荣

　　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充满了缔造繁荣的玫瑰色氛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确比以前要好得多。但改革开放也非一帆风顺，几度沉浮几多危难，才走到今天。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实力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6经济大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44元增加到2000年的6280元，提高了17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元，增加了16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则分别是当年的4.77倍和3.49倍。而80年代的中国社会充溢着积极向上的气氛，大学生们朗诵着青春万岁，憧憬着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政府则励精图治，其间各种改革，暗合了“圣人常无心，而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策略，执政者乐意以民心为己心，其出台的政策，从农业的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星火燎原，莫不从善如流。

　　中国今后20年会如何？人们充满着乐观情绪。

　　中国的经济学家就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做了种种预测，林毅夫教授认为，美国“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如此下个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体。李京文教授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10年，经济增长保持平均8%的高速度；第二阶段是2010～2030年，经济增长保持在平均6%的水平；第三阶段是2030～2050年，经济增长维持在平均4%～5%的水平上，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和实力均将迈入世界前列。王小鲁博士的分析结论是：从2001～2020年的20年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4%，其中，2001～2010年为6.58%，2011～2020年为6.22%。

　　解三明博士等的研究结论则是：在“十五”期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而2006～2015年间，可维持7%或略高的经济增长。

　　外国学者甚至比我们更乐观。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世界经济：历史与未来》中这样描述：在整体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飞上云霄；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紧随其后；中国则已经登上了21世纪的新航班，它将开辟新的航线，并且一飞冲天。甚至有人还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赶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认为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6万亿美元，按此推论，中国GDP在20年内将超过美国。即使按名义GDP计算，假定目前中国和美国的GDP分别为1万亿美元和9万亿美元，增速分别为8%和3%，则中国GDP大约在47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

　　我们可以做粗略的推算，假定中国经济维持在7%～8%的增速。则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4%，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9%，日本的23.1%，德国的57.8%，英国的76.4%，法国的84.0%。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中国以赶超者的姿态，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或者说，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年排在美、日之后居世界第3位。如果中国足够幸运，则在本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2经济大国，但在本世纪内超过美国则困难重重。

　　中国真的将在21世纪初期或中叶重新回到鼎盛的巅峰吗？且慢！以上种种推算隐含着中国享有持久的繁荣的假设，但，繁荣会弃我们而去吗？

　　中国能否期待另一个20年的繁荣？繁荣背后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正在悄然浮现。中国已经走过的20年，是以“翻两番”和“不争论”为基调的渐进改革，这样的纲领已经延续了20年，即使在“十五”计划中，也不过延续了到2010年再实

　　现一个翻番的思路。但20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迁。

　　第二部分国有与民有的现实

　　民富，然后国强。中国经济20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国家财富和资源的占有形式，已绝非“国有”这两个字可以形容，各种产权占有形式，尤其是私有产权占有形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沿用两个简单的公式来讨论中国资源占有情况的变迁。

　　公式一：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

　　最终消费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为举足轻重的，改革开放20年来，消费率始终稳定在58%～60%。在1978年时，全社会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8～80%的份额，政府消费占20～22%，20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政府的膨胀速度几乎同步于经济发展速度，而若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实际上是“大政府、小市场”的僵化格局的话，则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在精简臃肿的政府机构方面，我们所获的进展不大，这仍然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一块“硬核。”在居民消费中，城市居民的消费却绝对地上升了，在1978～1987年的10年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占全部居民消费的比重始终维持在60%以上(同期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82%下降为75%)；在1988～1997年的10年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占全部居民消费的比重勉强维持在50%左右(同期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75%下降为71%)；而目前，农村居民的份额已经下降为不足45%(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约为63%)。上述数字粗略地显示，在过去20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并无任何缩小的迹象，城镇人均消费水准始终较之农村高2.2-2.5倍，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相当之快，原来的农村人口并非通过滞留在农村致富，而是拜城市化之福泽。

　　资本形成是中国经济的第二大引擎，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投资率也长期稳定在36%～40%。资本形成中包含固定资本投资和存货投资，鉴于存货投资的规模仅为固定资本投资的5%左右且其来源构成数据不足，因此我们不妨直接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构成。在1980年的时候，国有、集体、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分别为82%、5%和13%和0%；到1990年转变为66%、12%、22%和0%；到2000年转变为50%、15%和14%和21%。国有经济在固定资产形成中的地位缓缓下降，但如果考虑到国有经济的产出占GDP的比重不足40%，则无疑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效益欠佳。

　　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似乎难以驱动经济增长率，尽管仅以对外贸易规模/GDP的指标来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20%以上，似乎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相当高，而事实上剔除掉中国仅仅挣了一点加工费用的加工贸易部分，再剔除掉中国不断增长的进口商品和服务，则净的货物和服务对GDP的贡献率大体维持在仅仅3%左右，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半壁江山”，而国有和民营经济则分别为30%和20%左右。

　　因此从公式一来看，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但私人部门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公式二：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

　　这个公式很难确切地反映出中国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如果将生产要素粗略地分为劳动、土地和资本，那么劳动者报酬中也许可以大体反映出劳动的收益，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也许可以大致反映出资本的收益，但土地的收益却难以准确地反映。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至今，中国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和土地的占有结构如何？收益分配结构如何？这样极其重要的、勾勒中国经济运行轮廓的工作尚未完成。

　　在此我们只能引用樊刚目前尚未完成的“中国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基本格局研究”的初步成果。就劳动这个要素而言，大约GDP的一半成为劳动者报酬，“按劳分配”仍然是中国财富分配中重要的特征。但百姓的财富并不全部来源于双手的“活劳动”，在人均4498元的收入中，靠双手劳动所得是3959元，而靠储蓄、证券投资等“物化劳动”带来的资本收益是538元,因此可以说大多数国人的“有产程度”还是很低的。

　　就资本这个要素而言，目前个人资产是231975亿，国有资产是98859亿，集体企业资产是33576亿，法人财产是33610亿，外资为32259亿，因此，全部社会资本占有中的比例分别为：个人54%，国家23%，集体和法人分别为8%，外资为7%。在资本收益占有方面，个人为6817亿、国家为2965亿，集体和法人分别为3516亿和2729亿，外资为249亿。因此，全部社会资本收益的占有情况是：个人37%，国家16%，集体和法人分别为19%和15%，外资为13%。资本收益占有超出了资本占有比重者包括集体、法人和外资，而资本收益占有低于资本占有比重者是国家和个人。鉴于集体财产和法人财产是难以说清楚归属的财产，因此总体上，每年个人有3145亿、国家有1295亿应得而未得的资本收益不知所终。就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占有而言，目前土地乃至自然资源这一块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分级所有。和土地相关的房产资源中，公有住房为64562亿，私有住房为97390亿(城市私房为59835亿，农村私房为37555亿。)因此，从要素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国有不再是最重要的产权安排和占有形式。

　　第三部分汹涌的失业洪流

　　作为有13亿人口的大国，百姓有没有饭碗是攸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管仲曾经说，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而孔子则说民以食为天。如果百姓食不果腹，时处饥馑之中，还去侈谈什么政府改革、社会安定？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共创造了1.7亿多个就业岗位，从提供的就业岗位来看，在1980年的时候，国有、集体经济提供的饭碗数份额分别为78%和22%；在1990年时这个比例转变为62%和21%；在2000年时转变为38%和7%，就业岗位越来越依赖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但失业浪潮仍然十分汹涌。就业压力重不可抑，能否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国民的充分就业已迫在眉睫。如何估计中国的失业状况？

　　第一种测算口径是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至2001年底，就业人口为7.3亿，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3.6%，估计2002年登记失业率将上升至4.5%左右。这个指标几乎和中国的失业真实状况无关。

　　第二种测算口径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上下岗职工人数。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国企下岗职工共14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口的5.8%。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口的8.3%。但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从1998-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500万人。应该注意到，这些下岗人数，还只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者，并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者。另据《嘹望》报导，在1996-2000年间，国有及集体企业在职员工共减少了4800万人。由此推算，包括集体、三资和民营企业等在内的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员工规模比国有企业还要稍多些。因此即使乐观估计其中的一半人已经重新就业，则城镇至少有2500万人等待饭碗，相当于从事城镇经济活动总人口的10.2%。这已经十分接近失业率12%的国际警戒线了。

　　第三种测算口径是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实第二种口径仍然是只见城镇不见农村的狭隘算法。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全国耕地19亿亩，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到2001年底，中国从业人员为7.3亿人，其中城镇为2.40亿人，占32.8%；农村为4.9亿人，占67.2%。因此我们计算的结果是：中国城镇失业率为10.2%，农村失业率为30.6%，全社会从业人员失业率为23.8%。

　　从需要“饭碗”数量来看，在“十五”期间，全国需就业人数约1.62亿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3000万个就业岗位，期间企业自然减员最多每年可腾出1000万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每年必须创造出2000万个岗位。此外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将在未来10年内从7.13亿增加到7.81亿的峰值，此后可能缓慢下降，但到2020年仍有7.75亿。

　　从可能提供的“饭碗”数量来看，有两种算法，第一种算法是以创造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品数量来衡量。以目前GDP年均7%-8%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量大约是7、8千亿，一个城镇人口就业大约需要13万元左右的资本品，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在城市创造出500-6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未来20年中国若以吸收城镇人口为主来解决失业问题，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第二种算法是所谓就业弹性系数，目前对中国的就业弹性的估测为0.10～0.17左右，这样GDP每增长1%，可增加70～100万个就业机会。而按照7%～8%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0.17测算，未来20年中国劳动力总需求将从5.76亿增长到7.41亿，而如前文所分析，此时劳动力总供给为7.75亿，这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始终面临汹涌的失业洪流。

　　滚滚而来的就业大军将持续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年的压力？至少20年。应对失业洪流，是一项难以完成但却不能不完成的任务。现在急切需要政府对就业形势充分认识和转变思维，毕竟一个吸收城镇人口就业需要数十万计的配套资本品；而一个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制造业就业，所需要的资本品投资大约在2-3万；若进入城市服务业就业，则资本品可能少到只需要几千元。惟有兼顾城镇和农村双双存在的就业压力，并且深刻意识到农村数亿人口无所事事、无以为生的状态不加速缓解将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将8%左右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向农村倾斜投放，才可能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来。因此，就日前中央召开的关于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会议上，尽管已将就业问题提到了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步，但似乎目光仍然更多地投射在城镇人口的再就业问题上，而非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由于目前城镇人口比率以年均1.8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上升，这就决定了如能将追求充分就业作为政府优先的和中长期的目标的话，则善莫大焉！未来15-20年间，就业红灯警戒难以解除，失业洪流的疏浚，其实质是城乡人口比例由现在的3：7转化为7：3的过程，也是城乡之间森严的高墙坍塌的过程，更是政府施政纲领从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充分就业的渐变过程。

　　第四部分：悬河危局的城乡分割

　　中国地大，农村差别也大，虽然搞了50多年，但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目前中国农村所经历的“空洞化”随处可见。

　　导致城乡之间差距相对拉大的原因，在于近5年来“三农”政策方面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体制复归，农民负担日渐沉重。记得在80年代，农村是《咱们的牛百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那样的红火，而现在的农村则是妇孺老弱守望着，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村子空空洞洞的没有生气，地被撂荒的也不少。

　　我们的测算表明，在1985年农民人均负担的农业税大约5元，此后每5年翻一番，目前大约人均40多元。加上农民要缴纳人头费(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还有义务工摊派等等；如果要进城，则需要缴纳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农民的人均税费负担大概在100多元了！考虑到农村人均纯收入至今不过225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主要依赖于非农的打工收入，则向农民征收税费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理解。

　　在1978～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总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7年之后，农村经济体制出现严峻的“复归”趋势，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基础教育体制和社会救济体制等趋恶，农民负担日重，农村金融基本干涸。当资源被从农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现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和一个相对萧条的农村。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萧条为条件的。如果在城镇大规模地推行社会保障体系，则这个体系85%的支出将被保障3亿多的城镇人口，使得城镇和乡村间的高墙越筑越高，实际上我们更迫切需要的，也许是对老弱病残等缺乏自生能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体系。

　　第五部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未来20年，中国需要超越翻两番这样的民生目标，而尊重宪法和建立违宪审查是确立公民基本权力的最基础工作。此外，我们还需要新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为未来20年的中国念想，必须确立一个战略中心，即政府以追求充分就业为中心；而战略手段则是两个基本点：一曰保障公民的产权；二曰保障公民的教育权。

　　为什么必须以充分就业为中心？中国未来15～20年，宏观经济始终运行在强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当然，创造就业必然需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但之所以需要抛弃经济增长是七还是八的高度脆弱心态，恰恰在于如果政府单纯地以增长为目标，那么就会出现为保增长涸泽而渔，损害企业和民众利益的现象，如果以追求充分就业为目标，才能消除最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何为数亿人提供赖以生存的饭碗？这将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但却必须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必须保障产权？保障产权其实就在于保障民权。中国经济改革20年，乃至中国革命本身的意义，就在于逐步消除无产者，而非制造庞大的无产群体。为什么必须保障产权？保障产权其实就在于改革政府，现代文明政府其实也仅仅提供少量的公共产品，但政府的财源，几乎全部来自于税收和举债，而税债的源泉就是私人部门的产出。如果不保障企业和民众的产权，那么除非强取豪夺，政府的财源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私营经济”的概念，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经济由补充地位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后20年，我们如何保障产权？中国的经济立法在80年代和90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确立。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做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太封闭、太草率，不充分辩论，那么中国就可能陷入到过分立法，甚至不重视宪法司法。

　　为什么必须保障教育权？教育权的落实是中国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渐变为人力资源的奠基性工作，也是一项昂贵的工作。恰恰在于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日渐贫困、失业日甚一日的根源，甚至是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强国的根源。高素质的国民队伍，对中国经济而言，绝对是极其昂贵的财富。人们总是惊讶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能够迅速得以恢复，却可能忽视了战争摧垮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但高素质的国民仍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让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恐怕需要耗费2.5万亿，要让国民整体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按目前的教育投入，恐怕至少需要25年！

　　其实早在1987年中国就制订了义务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台教育法，但至今教育经费仍然严重入不敷出。对于一个人均GDP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无疑教育易经费的投入应该集中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这也是韩国、新加坡等国人力资源水准得以急剧提高的成功之处。我们的测算表明，在小学和幼儿园，不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的经费比重分别为69%、76%、60%。从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来看，的确呈现出某种重视中小学教育的倾向，但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累计达600多亿的资金缺口仍然显而易见。目前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1400元；小学生人均经费约为660元；幼儿园人均经费约为166元。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层教育经费仍然缺乏可靠的来源渠道，结果县乡以下不得不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估计目前农业税费中，约有一半行使着“教育经费”的职能。目前90%的农村家庭年人均大宗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下，9年义务教育收费的无节制膨胀，可能越来越严重地剥夺贫困家庭受教育的权利。人们不能不问：义务教育到底是不是仅仅为做家长的义务？政府是否应该给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以更大的关注？

　　今后20年，我们如何保障教育权？“教育兴国”必先“国兴教育”，出路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依据贫困线划定实施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地域范围，把9年制义务教育切实普及起来。9年义务教育由中央全额承担，高中阶段教育由地方承担。建议由中央财政从中央、省、市、县各级企业收取的增值税中，按照不同比例依次返还所在县，全额上缴的消费税也依照上述比例返还上缴县，用于补偿9年义务教育经费的缺口；或者由中央财政每年拿出相当资金，按西部省区全额补差、中部省区多额补差、东部省区少额补差的原则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作为9年义务教育专项开支；二是财政有能力发那么多国债搞项目，给公务员加薪，能不能发行一些教育国债，所筹措资金全部注入农村基础和职业教育？脱离了保障公民的教育权谈论解决失业问题，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实在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重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持更为慎重的态度。为了缓冲严峻的就业压力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政府使用“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所谓“两个确保”，一是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二是要确保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至于“三条保障线”，则是指除了对下岗者提供“基本生活费”，对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以及对失业两年以上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注定了主要是覆盖城市而非农村，几乎势必导致城乡之间高墙更高。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社会保障体系，而是划定清晰的贫困线，普遍照顾到全社会孤寡老弱病残的社会救济体系。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

　　中国经济处于转折的关键，值得欣慰的在于我们应记取已有的繁荣，而值得振作的则在于我们应重拾正视挑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