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市场经济还有多远

　　——与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谈波兰经验与中国转轨

　　特约记者/李利明 赵剑飞

　　过分地依赖外国投资，会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私有企业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哪个更重要？

　　格泽戈比.W.科勒德克，波兰前副总理，被称为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1989年，他参与了波兰的圆桌会谈。这次圆桌会谈导致了东欧的第一个后共产党政权的诞生。此后历任联合国经济发展机构研究员，华沙金融研究院院长，IMF顾问，耶鲁大学转轨和全球化研究院院长。1994年至1997年，科勒德克出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997年由于在波兰经济转轨中的杰出成就获波兰总统颁奖。科勒德克精通20种语言，出版了25部著作。近期的著作有《转轨下的全球化和机遇》、《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的经济学》、《后共产主义国家转轨：布满荆棘之路》等。1997年，他被邀请到中国来介绍波兰的转轨经验。日前，他再次来到中国发表演讲，并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关于全球化和外资依赖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全球化，不同的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看法很不相同。你怎么看待这个过程？

　　科勒德克：我个人对全球化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商品、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转变过程，在很早以前就发生了。但是在目前这个转型过程中，全球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比如说它伴随着技术革命的发生。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显然，有一些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更深入的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方面的进程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流动的速度非常之快。在197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资本自由流动，他们考虑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总的投资额是280亿美元。在1997年的时候，投资额达到了一个顶峰，是1970年代的11倍，达3080亿美元。

　　记者：1997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现在一些中国人还是担心过分地依赖外国投资，会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科勒德克：对于接受投资的国家来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依赖于总投资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少，短期证券投资占多少。如果短期投资增长太快的话，就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够从宏观上很好的管理经济的话，会面临着卷入金融危机的过程。但对很多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经济能力，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这同时也依赖于这些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转让的力度有多大。记者：也有这种情况，有时候一些公司投资并不会带来新的技术，他们也不会致力于把新的技术进行转让，所以他们对经济体的成长和提升未必就贡献很大的力量。

　　科勒德克：目前在中东欧地区对于这种公司讨论的非常激烈。同时我们也会记住，这些新的公司会有新的市场能力，而新的市场能力会对整个市场有利。当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新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也适用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每年有30%多的中小型公司被驱逐出市场，遭到清产核资，或者破产或者清算。这样一来，过了15年以后，现在的中小型企业实际上都不是过去的中小型企业了。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小型企业对经济就产生了一些新的推动作用。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每年只有15%被驱逐出市场。这些情况在很多地方大概都是一样的，我们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当我们提到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取得成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具备管理这种中小型企业、使中小型企业更新换代的能力。

　　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

　　记者：中国和波兰的改革进程存在什么差别？

　　科勒德克：波兰只是把别人现有的规则接受下来。中国是个非常大的经济体，所以不能直接接受别的规则，而是会参与制定这个规则。在中国加入WTO过程中，经常有人讨论，要做多少让步？事实上，WTO多哈回合谈判刚开始，中国就有了发言权。

　　那么，中国加入WTO之后，是不是市场经济就来了？波兰加入的OECD(经合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它的制度都是为一些发达国家所设计的，我没有说今天波兰是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确的说，我们已经不是中央计划经济了。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只有这些成就取得或者完成之后，我们才可以当上市场经济这个称号。市场经济并不简简单单是一种自由的经济，比如说资本、货物、人员的自由流动。对于中国来说，在很多年前这些流动已经开始产生了。市场经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资本经济，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的企业家精神，以及相应的产权制度。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还有很多的改革要做。

　　记者：我们确实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现在中国企业总是面临反倾销的危险，欧洲和美国还是不把中国当做市场经济国家？

　　科勒德克：中国完成市场自由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曾经有一个中国的教授也问我，从欧盟和美国的观点来看，认为俄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难道他们认为俄国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更高吗？如果它连WTO成员都不是的话，怎么能够说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呢？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曾说，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象征。俄罗斯虽然在经济转轨以及市场化的过程中还没有充分发展，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被称为市场经济。从我的观察来看，俄罗斯被称为市场经济主要是从一些富国的需要出发的。如果中国不限制外国对中国的任何投资，并且没有任何限制这些公司把他们投资形成的利润转到海外的话，我相信外国会把中国称作市场经济的。比如说在4年之后，在2006年之前。

　　经济转轨和转轨的代价

　　记者：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私有企业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哪个更重要？两者应该同步进行还是有个先后次序？

　　科勒德克：一个好的政策大概应该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完整性，第二个是协调性，第三个是妥协性。你说的两种方法都要采用，它们是互补的。在1990年代初波兰改革的时候，所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时只有休克而没有疗法，太重视私有化而没有重视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当时在波兰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经济学派的支持，他们主张尽快的卖掉国有资产，卖得越干净越好。但在出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压力越大，出售速度就会越快；出售速度越快，就会越便宜；购买者就会出价更低。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谁有权力决定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出售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俄罗斯，当时俄罗斯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在于当时他们通过很快的出售，而且在出售之前、私有化之前并没有清理公司的管理，而他们公司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

　　中国目前是一种混合经济。国有部门在经济总体的比重持续下降。当然，中国也可以从波兰、俄罗斯出售国有资产中得到教训。在出售过程中，必须使国有资产通过出售获得利润，出售必须要交税。在东欧，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驱动力，他们实际上是在变卖或者毁坏国有资产用于使他们得到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所以他们对利润，或者国有企业的关注不多。

　　记者：你怎么看待中国正在面临的转轨和由于转轨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科勒德克：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两个单词之间的差异：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前者是转轨的意思，后者是一种转变，一种修正的过程。转轨可以清楚的说我们从哪里来，转到哪里去，这个过程的两端是非常清晰的。转变则不同，同一点出发向前进，我们也知道大方向在哪里，但是这个前进是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形态。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在哪里结束。我刚才说了，波兰只是把别人现有的规则接受下来，而我认为中国经济比较好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就把转轨和转变两种过程都考虑在内了。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发展的考虑。在东欧和前苏联，对于发展的考虑比较少。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假设，假设当制度变成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会自动增长，它会解决一切社会发展问题。但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却不是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GDP总共才是3000亿美元，俄罗斯是7000亿美元；2002年，中国整个的GDP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俄罗斯是4000亿美元。这样比较就说明中国比俄罗斯更好的适应全球经济。从全球经济的适应过程中获得利益。

　　记者：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个过程付出社会代价是必然的，甚至有“腐败是次优选择”的提法；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代价太大了。

　　科勒德克：转变规则不是要以其他一些损失为代价，而是考虑到如何把别的经济融入进来，使大家更多的分享这个好处。我认为不同的国家前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前苏联国家以及其他的国家。在这些转变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全新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转变，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想转变的话，我们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我的结论就是说，全球化以及转轨过程会不会带来好结果取决于其他的因素，取决于政治结构的考虑和战略。当然两者都是非常非常新的。经济政策能够取得好的效果关键看有没有好的经济理论。中国有很多好的经济学家，有非常好的看法，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是非常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