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策是否真正能够实施，与人们在心理、行为上是否可以接受有着巨大的关系。所以，从人的行为角度研究经济学，对中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记者 明军 发自北京

　　研究体制改革、经济政策不能忘记这些政策和体制是作用于人，并与人相关的。人要对这些政策和体制作出反应，要真正使这些人发生变化，经济体制才能发生变化。而一个体制、一个政策如果引起人的行为朝另一个方向变化，说明这个政策、这个体制是失败的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国学者丹尼尔.卡纳曼和弗农.史密斯，以心理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刚。

　　樊刚认为，实验心理学和心理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由于政策是否真正能够实施，与人们在心理、行为上是否可以接受有着巨大的关系。所以，从人的行为角度研究经济学，对中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樊刚表示，实验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虽然陌生，但实际上都涉及了经济学深层次的基本问题。比如经济学给大家的感觉，表面上是数钱的，讲的是物质投入产出、货币关系、产值、价格等等问题。但除了这些表面的现象，“深层次的东西，比如解释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的行为的相互作用，这都涉及到人们的心理活动、他的偏好、对幸福和痛苦的观念。对各种不同事物选择的轻重缓急的秩序，对各种不同事物的反映，决定了经济现象发生的最基本的因素。我们现在看到的投入产出、企业行为、价格波动等，都是人们一系列行为的结果。”樊刚认为，人的行为既受自己心理偏好的影响，也受很多外界因素的制约。比如税收政策、价格因素、社会变动、人的迁移状况、贸易自由条件的扩充等外界情况的变化，都会使人们的行为变化。

　　樊刚从理论意义上总结说，经济学确实是跟人们的主观意识相关的，很多可以由人的主观意识来解释；人的行为既然受客观环境、主观意识的影响，所以经济学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包含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科学，它确实包含了人们的心理因素。

　　樊刚比较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他认为经济学虽然难以做实验，但对个人的可控试验是需要的。樊刚举例说，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可以通过温度、高度等等控制各种条件来进行实验，而社会科学却没法控制一个政府政策、“9.11”事件、战争情况等等。樊刚表示，经济学中关于人的行为假说永远有一个如何被证明、证伪的问题，经济学只有被证伪后才能上升为科学。

　　记者记得证伪原理是由世界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被证明为错误的，而在另外的条件被证明为正确的东西才能称为科学。于是追问这位经济学家经济学是否只有被证伪后才能成为科学，樊刚表示同意，“经济学历来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对这些基本的原理进行证明、证伪。过去计量经济学等学科努力通过搜集各种数据来进行检验，但这些检验在理论上都只涉及对人的偏好，特别是有关人的行为的问题。对人的偏好的论证已经到了论证显示偏好的层次，也就是通过数据显示偏好，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证明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偏好，才采取这个行动，最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都是掺进了很多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所以仍然不能确切地证明就是这一个因素造成了那个结果。”

　　樊刚认为，由于在微观层次上我们可以控制对某一个人的行为的某种实验，所以实验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是具有科学性的。他说，通过在微观层次上对某一个人的行为控制实验，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加以证明。实验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正是在最基本的层次上，通过某种形式的实验来说明人们的心理活动、价值偏好及某些意识和行为的相互关系，来更好地论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更好地解释经济学的各种现象。樊刚的观点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这两位学者颁奖，进一步鼓励了这方面的研究。

　　谈到实验经济学、心理经济学对中国的现实意义，樊刚说这可以昭示经济学不仅仅是数钱的学问，更是研究人们行为的学问，所以我们不应对此忽视。“特别在研究体制改革、经济政策时都不能忘记这些政策和体制是作用于人，并与人相关的。人要对这些政策和体制作出反应，要真正使这些人发生变化，经济体制才能发生变化。而一个体制、一个政策如果引起人的行为朝另一个方向变化，说明这个政策、这个体制是失败的。”樊刚最后表示，再好的政策，只有落实到怎么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作用，才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金融报》 (2002年10月11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