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尹鸿伟

　　特约记者杨鸿磊

　　一个大胆的想法终于在攀枝花形成：到昆明去！

　　2002年8月28日，昆明温州总商会成立7周年的日子。这天除了商会的新一届领导换届工作顺利完成，而且还有一批神秘的客人从邻省四川偷偷赶来，他们是由攀枝花市副市长胡松兴带队前来的“攀枝花招商团”。除了热情洋溢的祝贺词外，攀枝花客人还带来了许多招商引资材料，当场分发给在现场的数百位昆明温州商人。

　　“到攀枝花看看吧，那里还有更多更好的机会。”温州籍的胡副市长用温商们熟悉、亲切的家乡话说，“你们都是优秀的商人，不应该放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次日，昆明当地一家报纸称：“攀枝花偷偷来昆明挖墙脚了！”

　　攀枝花归滇？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攀枝花市招商引资局的苏副局长这样对记者说，“再不进行变革，我们攀枝花很难有希望了。”

　　“一座城市如果依附一个企业来生存，发展永远是个问题。”攀枝花市一名干部这样认为。在距离攀枝花不远的云南省东川市(铜都)、个旧市(锡都)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东川在1998年底被国务院决定由地级市降为昆明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区，云南省红河州的政府所在地也将从个旧迁往附近的蒙自县，原因都是它们原先依附的大型企业现在已经不景气，城市已经没有了太大发展的可能。

　　攀枝花已经感觉到了这样的危机，它也是因为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的建设而建市。“攀枝花是四川省最后一块计划经济地区，这样结构单一，先生产、后生活的情况已经出现了许多弊病，攀枝花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苏副局长说。

　　早从1997年起，攀枝花就开始有了这样的念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上个世纪末，国家投入的攀枝花“二滩电站”及攀钢二期建设工程基本结束，攀枝花地区已经不可能有类似大的项目投资，城市也不可能再有外来的经济力量拉动。

　　也就是说，攀枝花如果要发展，没有外来的资金投入，基本上是不可能了。据了解，近几年来，攀枝花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为8亿多，已经没有能力自己建设自己了。

　　攀枝花市位于川南，尽管财政并不宽裕，但街道井井有条，清扫得干干净净。走在攀枝花的大街小巷，记者发现这里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都还比较传统甚至落后，本该作为城市靓丽标志的女孩子们在这里却没有任何的特色，与其说这里是个城市，还不如说这里是个工厂生活区要准确得多。从这里到省会成都市汽车需要一整天，火车也需要13个小时，而这里还没有机场—地理环境上的封闭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从这里到云南省会昆明市仅有300多公里，火车只需要5个小时左右。

　　攀枝花市新任副市长胡松兴指出：攀枝花需要体现经济一体化思想，打破行政省区界限，主动把攀枝花经济融入云南经济圈。

　　攀枝花市一名干部对记者说：“我们这里做梦都希望划归云南，因为我们离昆明太近，离成都太远了。现在的情况是成都该管我们不好管，昆明想管却管不了我们，而我们只能一直处于被动、封闭和落后的局面。”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攀枝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他们终于发现：必须靠外来投资才能建设自己了。于是，改革开放这个已经不再新鲜的词汇再次被用了起来，而招商引资被认为是攀枝花“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统领全局的工作”。

　　由于近几年来浙江省对口支援四川西部地区，大批干部被派、调到了四川各地任职，攀枝花市副市长、温州籍的胡松兴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四川省广元市委、市政府任副秘书长三年间，协助当地组织了大型招商引资洽谈会16次，引进资金33亿元，并牵头成立了“广元市浙江温州商会”。2002年5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把他所带来的现象称作：“川北刮起了温州旋风。”在招商引资工作方面，胡副市长最为精辟的两句话是：“领导环境胜于区域环境”、“政府的交易会不如民间的洽谈会”。

　　据了解，胡松兴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是由其的智慧和能力所至，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温州人，所谓“天时地利皆不如人和”。

　　2002年5月，胡松兴正式从广元市调到了攀枝花市，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奋斗”，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最近的大城市昆明，那里不但经济发达，而且有着许多来自他家乡的商人。在攀枝花市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他决心再努力一次，以“民间洽谈会”的办法让昆明温商的人员和资金暗暗流向攀枝花。

　　2001年11月7日，四川省的《华西都市报》报道说：“我省城镇化建设全面提速，攀枝花、自贡和绵阳将建成大城市。”一切都在迅速改变，攀枝花市招商引资局招商处副处长陈明告诉记者，前几年工作都很轻松，现在太忙了，“经常加班也做不完事情”。

　　两名昆明温商的故事

　　15年前，温州商人丁振兴第一次到昆明。当他在一个拥有10平方米服装店的老乡那里听到一天可以净赚100元的时候，他感到吃惊。他说，那时他觉得好像有漫天的钞票在飞舞。

　　这个故事是丁振兴的朋友告诉记者的，为了增加这个故事的可信度，背景被端了出来—那个时候丁振兴刚刚从温州的一个小渔村走出来，对于未来没有太大把握，而且囊中羞涩。丁振兴则认为那是一次必须完成的出走，至于出去之后的事情并没有想太多。

　　丁振兴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当年到昆明以后，他在服装行业最红火的青年路上租了一个不到15平方米的小铺面，从在温州开服装厂的亲戚家赊到货源，充当二道贩子的角色。1989年昆明改造“螺狮湾农贸市场”使之成为大型的综合类批发市场，刚好有个老乡要进驻，于是便“同去”。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特别难做，他观察了一段时间，决定大批购进曾经风靡一时的羊毛衫，大家都在笑话丁振兴眼力不好，但是他坚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之后的情况是，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的那段时间内，昆明乃至云南比较有消费能力的地州城市均出现了“羊毛衫热”，借助这种势头，老丁和少数几个温州同乡们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并一举奠定了昆明螺狮湾批发市场成为之后数年内云南服装潮流领导者的地位。

　　在经过接近三年的摸爬滚打之后，丁振兴开办了一家比较大的服装厂，分厂已经开到了海南省琼山市龙塘镇开发区和泰国。几年之后，丁振兴遇到了几乎所有在昆明经商的温州人都遇过的难题—上升空间有限。

　　“虽然所有在昆明经商的温州人都不会满足现状，但步伐却相当小。”丁振兴说，“许多温州人做到中层就到顶了，很难再往上去，更难进入占据最高端部分，当然这里面有一种认同上的原因。”

　　丁振兴认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找一个他们的认同点，比如用资本上的绝对优势换取认同上的心理优势。

　　15年之后，丁振兴再一次决定出走，去向是离昆明有300多公里的攀枝花，“饮食更为辛辣的四川”。下定决心之后，丁振兴驾着他那辆黑色的奥迪A6，每天穿越整个昆明去拜访各位老乡，以便寻求在资金和货源上的支持，为此他还要多支出数百元的油钱和停车费。

　　事实上，已经有一大批昆明温商将目光瞄准了攀枝花。

　　昆明荣凤工贸有限公司的张木荣也是在昆明成功的温州商人之一，而最早的时候他只是把皮鞋藏到皮包里，偷偷乘几天几夜火车带到昆明来卖的小贩。1997年，他发现云南市场上的蔬菜包装袋竟然要从宁波、贵港等外省城市购来，另外却是昆明纺织厂生存困难，许多纺织机都要当作废铁卖掉。于是他办了一家工厂，以每台1000多元的价格(原价7000多元)两次从昆明纺织厂买来70台机器，自己进行改装后开始投入生产蔬菜包装袋，他赚了很多钱，成功了。

　　“昆明人不如我们温州人懂做生意。”张木荣告诉记者，“现在我不但自己能够赚钱，每年至少还为昆明市上缴7.8万元的税收，而且还为昆明当地解决了200多人的就业问题，他们中间甚至还有军队家属。”

　　自己工厂里每天轰鸣不断，张木荣也显得十分自信。对于攀枝花的引资情况，他表示自己已经去实地看过，也很有兴趣。他明确告诉记者他想去攀枝花投资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搞个冷冻库，因为攀枝花的蔬菜和水果非常丰富，现在却没有人去经营。

　　同时，张木荣也承认，如果不是攀枝花主动找上门来，给予自己那么多的尊重和赚钱机会，他是想不到去攀枝花看看的，更不会考虑把自己大量的资金向那里投放的。“因为我用的是自己的钱，自然比国家的投资要方便和慎重得多。”

　　昆明温商资本挺进攀枝花

　　温州商人坚信，没有人的地方，水草最为丰美，回报最为丰厚，这个规律显然适用于丁振兴们。在绝大多数在昆经商的温州人的眼里，攀枝花绝对是一个充满机遇和诱惑的地方。

　　“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工业基地，攀枝花市始终处于半封闭状态，很难直接看到它的真实面目，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越封闭的地方就越适合我们发展。”一位温州商人说，“封闭的地方往往没有一个成熟的商业环境，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买方市场。设想一下，仅一个攀钢就有超过20万名职工，再加上本地近80万居民以及数万名流动人口，这个市场将会是多么巨大？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但凡温州商人云集的地区绝对具备两个基本元素—早期商业市场不太规范和绝对消费基数庞大。”昆明理工大学的姜老师说，在此之前，他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商会现象研究。“就像十年前的昆明和现在的攀枝花。”

　　姜老师指出，昆明之所以有20万左右的温州商人在此经营并获利多多，正是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个无比庞大的消费群体—他们具有相当可观的消费能力和极强的消费欲望，对产品品牌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注重商品的价格低—显然，这正是温州商人所具备的经营优势。

　　前不久，已在昆明温商中流传了很久的“攀枝花市温州商城”投资事件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并被媒体披露，所以昆明温州商会书记高仁财最近的心情特别舒畅—他甚至开始有心思和记者探讨一番关于云南菜和四川菜究竟哪个口味更重一点。

　　他认为，这标志着在昆明经商的接近20万温州人终于成功实现了资本的再次运作，由昆明发散至攀枝花市的广阔市场前景足以使“温州模式”辐射至川西南数百公里范围内。

　　“可以肯定，在抢占攀枝花乃至川西南商贸市场的第一战中，温州人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作为项目的运作人，高仁财显然将在其中拥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据悉，已在2002年7月份以前就已达成的该项投资计划正式文本将在稍后出台，而有份参与的部分温州商人正在为此大造声势。

　　在攀枝花正式公布的该项投资计划的相关优惠政策中，有关条例较之昆明市职能部门为温州个体经营者所提供的政策有重大变化，其中某些政策性条规的突破更是出乎业界和政界预料，一个规模庞大、绝大部分经营者和资本均来自昆明温商的经营实体，可望在短时期内于攀枝花市成型。

　　“目前昆明的市场环境已经趋于规范，而人们的消费心态已较为成熟，温州商人的赢利空间接近谷底。对于我们这些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商人而言，走出去已成必然选择。”昆明温州商会的张国光会长说。

　　而攀枝花显然将是他们完成二次资本积累的“宝地”。有相关数据表明，昆明温商此次西进攀枝花采取了全新的模式，一改以往温州商人的无序现象。

　　首先，由大资本的大商人去开发市场，合伙投资，建设市场;然后，只要项目立项了，他们就开始在温州老乡中私下沟通，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点，调整商场的定位等等；而后，大批温州商人进驻市场，在短时期内将业务从这个市场辐射到邻近地区的商品零售业。

　　“攀枝花温州商城开发有限公司”的赵章福副总经理告诉记者，从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有意投资攀枝花的昆明温州商户已可以将占地6亩、营业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的攀枝花“温州商城”铺面占领过半，其所带动资本保守估计将超过7000万元(以店面租金投入、人工成本、相关管理费用及货物作价、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投入几项综合估算)，而由此产生的滚动资本更是数目惊人。

　　记者还了解到，攀枝花市西区另一占地接近40亩的温州商业城已在进行早期的“三通一平”工作，其招商对象同样是温州商人，而经营者来源将由昆明的温州商人和上海的温州企业组成。

　　攀枝花市政府一名领导对记者说：如果大量投资者到来，攀枝花人现在的生活将被改变。所以我一再告诫我们的人，我们不能仅仅享受别人来投资的方便，更要学习别人成功的方式和经验，以后为自己所用。赵章福副总经理也认为，早年温州人也什么都不会，是大量的台湾、香港人到温州投资办厂后，聪明的温州人从他们身上学会了许多本领，然后出门闯天下。

　　在攀枝花与昆明之间

　　许多人都知道温州人会算计。但他们很少注意到温州人不仅擅长于算数字账，还十分懂得利用资本优势在政府政策中寻找一种相对有利的平衡。

　　“对于我们而言，哪个地方的市场能赚钱，便于我们开展经营活动，我们就选择它。”高书记说，“当然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支持。”

　　由此可见，温州人投资攀枝花事件的公开披露，显然符合他们的想法。“我们希望获得昆明市政府在政策上和管理上的平等，毕竟从1985年至今，已经有无数的温州商户为昆明的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需要政府对我们的肯定，而不是现在的歧视和漠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州商户对记者说，“昆明市一直没有正眼看待我们。现在，如果我们与昆明人、云南人发生纠纷，昆明有关部门的处理总是有意无意在袒护对方，包括我们的孩子上学也经常被昆明孩子欺负，一切都让我们有冤无处说，只能默默忍受。”

　　此次攀枝花来昆明挖温商的事件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媒体信息通报、商户高调配合—主要原因也在于温商们自以为已经成功把握了政府的心理—政府绝不会对税源的流失漠不关心。“我们在昆明的纳税金额一旦统计出来，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目前我们在昆明的总营业额已经达到60亿以上，总产值12亿以上。”商会人士强调。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我们希望昆明市政府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保障投资者利益等方面，毕竟我们都是纳税人，我们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一名温州商人说，“平心而论，作为西部城市，昆明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步子有必要迈得更大些，只要不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和政策，都可以搞嘛。身处异乡，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归属感，而不是只有在纳税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发展与我们休戚相关，除此之外，我们仅是一个外地人。”

　　在昆明温商最多的螺蛳湾商业区(涵盖双龙商场、云纺商业城等)，人们常常提到一个例子，以说明现在昆明的经济环境有待改善：他们纳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排队，提前或者延迟了一天，税务局就不给我们上税，期限过了，又要罚款。“更为严重的是，昆明市好的投资项目我们基本都看不到，拿不到；即使后来得到了，肯定都是转了几手了。这是昆明市对我们不关心、不尊重和不信任的最好体现。”昆明温州商会的张国光会长对记者说，“不要小看我们，钱我们肯定是有的。我们只是没有昆明户口，但这也是昆明市政府的苛刻政策造成的。”

　　同时，他们喜欢说到的另外一点是银行。在昆明，由于他们没有固定资产和本地户口，想要从银行贷款一直是一件困难的事，近两年来，稍微好了一点，“但还是有些麻烦”。

　　记者从大多数温州商人都公认“手续比较便捷、服务态度好”的广东发展银行昆明分行业务部了解到的消息证实了温州人的尴尬，该行一位先生明确告诉记者，“外地经商户如欲贷款，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和房产证，经过审核之后将可获得房屋实际价值30%的贷款”，但是，“并不是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就可以拿到贷款，还需要大约4～6套程序的审核和资信评估”。

　　但在攀枝花，“这些问题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问题，只要你有可能想到的问题，当地政府就全部帮你解决了。”高仁财说。

　　过去几个月，温州商会组织了三次赴攀枝花的考察团，最多的一次有18名商人参加。他们感触最深的是当地政府的态度，“他们拿出了所有的投资项目，把每个项目的利弊都说得很清楚，真正给予了投资者足够的尊重，让我们觉得不做点什么事情对不住人。”

　　“我们在攀枝花投资将获得的优惠条件堪称惊人，可以这样说，只要不违反国家法令法规，当地政府都可以当场承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办好。”高仁财兴奋地说，“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来帮助我们发展，我们帮助你们发财，这样的政府在西部很少看到。”

　　据称，昆明温商们此次从攀枝花获得的优惠条件涵盖了投资、建设、贷款、注册、收费、管理甚至包括了户口迁移及子女教育等范畴。

　　“我们以每亩3.5万元的低价获得了位于黄金地段的40亩地长达50年的使用权，工商局免去了三年的管理费，地税同样减免三年，国税则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减免。如果需要迁移户口，则公安部门除去工本费及应收手续费之外，不再进行‘城市增容费’等所有费用征收，子女就读由教育局出面解决。”一名温商对记者说。

　　除此之外，攀枝花各银行业高层人士也是闻风而动，攀枝花市农业银行及工商银行均有行长级人士亲自出面与昆明温商们接触，除开展例行的揽储业务之外，还承诺将会在适当程度上为温州商户提供贷款服务及现金流周转服务。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市长出面召开现场办公会，几乎是一次解决。”参与考察的温商们说，“而在昆明这么多年，别说市长，我们连普通政府领导都很少看到，好像我们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更令他们感到亲切的是，每次他们的考察团去，攀枝花市的主要领导都主动到宾馆与他们见面、交谈，认真介绍当地情况，完全没有一点架子。攀枝花市已经正式提出了“把西区建设成攀枝花的‘温州’”的口号，大幅标语甚至高悬于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路口，“这就意味着攀枝花市已经将温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是我们在去之前无法想像的。”高仁财说。

　　攀枝花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认为，攀枝花市之所以瞄准温州商人，并且有着极大的信心，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该市新调来的胡松兴副市长就是来自温州，这也加重了极为看重乡土关系的昆明温商携资本西进攀枝花的信心。

　　2002年8月28日新上任的昆明温州商会会长张国光决心为提升昆明温商地位所进行的努力已全面开展，在其六个月任职考察期内，很重要的一个承诺就是整合会员的力量，协调与昆明政府的关系，以便保障温州商人在昆明的投资利益。

　　“从现状来分析，昆明温商们将在此次西进攀枝花过程中受益颇多。”昆明理工大学姜老师说，“首先，他们将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他们可以通过资本运营对昆、攀两地政府施加影响，以图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昆明温州商会成立七周年暨新会长就职仪式上，攀枝花市胡副市长、招商引资局等高层领导特地抵昆祝贺，与以往不同，他们事先事后都没有与昆明政府部门打过招呼，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攀枝花方面的招商步伐正在以民间交流的方式加快。

　　而攀枝花市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此前攀枝花市委书记张成明对这行动作出指示：“介绍情况一定要真实，来这里投资项目能不能赚钱一定要告诉人家。”

　　关于昆明温商资本

　　西进的不同意见

　　在走出去成为必然之后，资本到底投向哪里便成了问题。攀枝花究竟是不是温州商人新的“摇钱树”？有相当多的经营者对此表示怀疑。

　　温州商人在昆明螺狮湾将近13年的历史表明，其最成功之处在技术之外而非技术本身。

　　有来自学术界的意见认为，对于温州商人而言，重要的是内在的竞争力—也就是以“小商品、大市场”为代表的温州企业的资本运作及意识创新能力，以及保证这种能力存活的土壤—有资料说，在昆经商的温州人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包括两个范畴：一个是商贸，包括服装、小商品、饰件等；另一个是建材、五金，全部都是市场门槛较低、技术成分较弱、资金投入不高、隐性利润惊人的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商人的企业还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并不具备行业领先性。唯一不同的是，温州人更精明、更勤奋、更懂得利用资源。

　　“几年前，在昆明经商的温州人靠广泛的进货渠道和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获得利润；几年后，他们试图通过打入二级市场(类似于攀枝花)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但这些对改变温州商人在现代产业中的不利地位不起作用。”有学者指出，“即便将卖没有品位的服装和饰品的‘柜台经理’装进窗明几净的‘××商贸城’里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依然只能是卖没有竞争力商品的柜台经理，不会成为别的，更不会成为金利来、皮尔·卡丹一级的企业。”

　　在这种前提下，对于温州商人在攀枝花会否遇上像在昆明一样路越走越窄的假设绝非杞人忧天。

　　对于去攀枝花开辟新战场，昆明温商丁振兴强调说：“只是扩展商品流通、销售渠道，不是完全放弃昆明市场。”

　　“攀枝花来昆明招温商是好事，对他们、对我们、对昆明都有好处，因为攀枝花永远只是昆明的一个附属城市，只能是一个分销市场，而不大可能成为主销市场—无论是在市场容量、消费能力还是市场前景上，它都只能成为昆明或者成都市场的有益补充，不可能是利润主产区。”张木荣说，“我们即使去攀枝花投资，也不会把云南昆明这个后方丢掉，因为我们是在云南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公司已经有了无形资产，就个人而言，对云南也有了深厚的感情。”

　　或许，更为接近真相的说法是，温州商人在攀枝花和昆明两地中正在寻求一种利益的最佳承接点—进则拥有新市场，退则获得新政策。

　　“反正不会亏本，做着瞧吧。”就像丁振兴所说的，攀枝花提供的地价才每亩3.5万元，“多便宜呀”。

　　对于昆明温商要转资攀枝花的问题，云南省经贸委一位有关人士表示：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对此仅是有所耳闻，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情况表明究竟是温州商人的团体行为，还是仅有的几个温州人在操作此事，对于市场手段，政府无法明确表态支持抑或反对。从温州商人在昆明的经营性质和经营范围来看，选择向外省投资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对于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的商人而言，哪里存在市场真空，哪里就是可以占领的阵地。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他并不认为攀枝花就是温州商人的理想阵地—仅就市场容量和市场前景而言，攀枝花和昆明并不具备可比性—这是待开发城市和已开发城市、中心城市和附属城市、一级市场和分销市场的区别，无论何时，昆明的市场前景都远胜于攀枝花。换言之，政府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权的同时对于昆明的吸引力始终充满了信心；同时在最近两年，云南省政府在改善昆明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上正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政府欢迎并支持正常的资本流动，并将吸引外资、留住外力作为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来解决—虽然昆明还存在各种不足，但应当看到政府正在努力改善。

　　孙先生还认为，绝大多数的温州商人并不会因为攀枝花的各种优惠条件就放弃昆明—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是温州商人最需要的。

　　而记者在电话联系昆明市经贸委时，有关人士表示他们事情太多，不太了解温州商人转资攀枝花的事情，不便接受采访，他们建议记者去采访“昆明市经济协作办公室”，并提供了3154345的电话，但该电话一直没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