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春明 郑灿朝

　　武汉中商集团平价连锁公司总经理艾新国近日跳槽，投奔了当地民营的凯旋门大型购物中心。艾在离开时，还带走了手下十余位精兵强将。虽然此事在商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频频流失面前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仍在业界引起了强烈震荡。

　　胜利大逃亡让大商场胆战心惊

　　短短两年时间，武汉中商已有4位高管人员离职出走：2000年7月，作为这家公司的骨干企业，徐东平价中南商业大楼总经理吴建社率手下30余人集体跳槽，降落到了位于武汉关山的鲁巷广场；当年11月，中商广场总经理文光华又步其后尘远走湖南，出任长沙阿波罗商场总经理。更惹眼的是，2002年1月，武汉中商总经理乐荣军辞职前往北大攻读EMBA，并对外宣称学成后将不再回武汉中商任职。以上三员大将的出走，加上此次艾新国离任后掀起的“第四次浪潮”，不能不在当地乃至整个中国商界引发一片哗然。

　　武汉中商是一家国有上市公司，近年经营业绩并不差，一直排在武商之后，稳居当地商界的“二哥”位置。就这么一家绩优企业，竟上演了四出高管人员出走的“连续剧”，岂能不让我们对商业的内部环境产生一种担忧？

　　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时，所见所闻就更为触目惊心：西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曲家琦，北京新东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玉生，北京隆福大厦副总经理高国良，武汉武商集团总经理胡冰心，福州东百集团总裁陈明魁……

　　以上名单，只是记者随手所列，如果真要在我国商业领域做一番统计，出走的老总、副老总可能要多出几十倍。为了搜集相关资料，记者曾打开新浪网的搜索引擎，结果在“超市，人才流失”背后，搜索出有关中文网页竟达4万页之多；当关键字换为“总经理，出走”后，搜出的网页也有7623个。

　　一位与武汉中商一样经历过人才流失风波的超市企业董事长告诉记者，如今让自己最感头疼的，不是资金短缺，不是洋超市进入，而是企业高管人员的突然出走。他形象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企业的“七级地震”。

　　同为总经理报酬差8倍

　　那么，催化我国商业企业高管人员接连出走的原因有哪些呢？经过记者一番调查，还是待遇造就的心理落差，最终反映在职业经理人的薪金当中，当然也包括其他形式的物质报酬和期权。在采访中，一些出走的高管人员并不回避这一现实的话题。他们认为，提倡个人绝对服从集体，“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代商圈更承认个人能力和价值，能够获得更高、更合理的报酬，恰恰是自身价值的一种最佳体现。

　　而从工作压力和外部环境来说，国企老总并不比民营、外资或合资企业的老总们轻松，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二者的待遇恰恰不对称。以武汉为例，有资料显示，当地国有大商场老总的平均年薪约为4万元左右，月收入只有3千多元；假若完成合同规定的经营指标，可拿到与年薪相近的奖金。也就是说，当地国有商业企业的老总一年总收入最多只能到8万元。可与当地民营、合资或外资商业企业相比就显出明显差距，因为它们的总经理年均收入一般都在30万元以上，是国企商业总经理的4至8倍。

　　据了解，原武汉中商徐东平价中南商业大楼总经理吴建社率领手下30余人集体跳槽到鲁巷广场后，不仅吴本人获得高额回报，他手下的四位副总经理，每人都获得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和一辆小轿车。来自薪金和待遇的挑战使国企不断处在人才竞争的劣势。以至人们常说的国企与民营、合资、外资企业比较，收入虽少，但工作稳定，可踏踏实实退休养老不再成为一种“资源”优势。当然，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待遇优劣开始呈现变化。比如国企员工也要交退休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完不成任务照样下岗。

　　一位跳槽到民营企业的总经理说，致使自己出走的原因不单单是待遇问题，还在于国企商业老总的收入前景不明朗。因为我国加入WTO后，国际零售业巨头纷纷以低价策略进入中国市场，这就逼迫国内零售企业千方百计降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成本。可以这样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国有商业企业的整体工资水平，不可能有较大的提高。加上在国有企业中根深蒂固的“大锅饭”思想，使总经理等高管人员不敢将收入差距拉得太大，“4万到8万就已经是‘珠穆朗玛’了，调得再高些简直不敢想。”这位总经理认为。

　　不过并非所有出走人士都为获取更好的物质回报。原山西华宇超市集团公司供配货中心主任，现太阳帆咨询策划公司总经理陈玉明就认为，职业经理人出走的原因有三：一是企业所有者期望值过高，让经理人感到压力过大；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缺乏信任，将帅不合；三是一些职业经理人感觉受到束缚，自身价值体现不出来。另一位专家更把商业高管人员的出走细分为八种：除了薪金、福利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外，还有职务不能晋升、权能不相匹配、企业前景不佳、人不能尽其才不能尽其用、需要上学进修、自身德能有缺陷或完不成相应合同指标被企业所有者炒掉等等。

　　另一种看法是，一位合格的商业经理人在我国仍属“稀有”。黑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李远志强调，他们是一种复合型人才，既要有传统商业的购、运、储、销知识、技能、经验，又要熟悉现代商业流程，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各种流程软件。培养这样一个老总，起码要花10年甚至20年时间。这就决定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真正有能力的商业高管人员仍会是业界努力“挖掘”的对象。

　　“换码头”流走哪些宝贵资源？

　　撇开为那些跳槽老总带来的广阔市场和流动机遇，那么，出走现象究竟给行业和个人带来什么？

　　曾历经总经理出走苦楚的山西华宇超市公司所属华宇购物中心总经理施丽华对记者说，超市等现代流通业发展势头正旺，它所带来的人才流动是正常的。“老人”不走岂有新人辈出？

　　武汉商业专科学校范乐山教授分析，跳槽是一种流动，一部分人走了，一部分人来了，这是企业的正常发展规律。成功者有一种示范效应，跳槽后为什么不能让企业和个人同样获得收益呢？或许对单个商业企业来说经理人员跳槽是一种震荡，但从社会的整体范畴考察跳槽，这种震荡的结果，使人才在更大的范围得到了优化配置。

　　然而站在商业企业自身来考虑这个问题，毕竟总经理之类的高管人员出走，其带来的“弊”要远远大于“利”。

　　因为出走者首先带走了企业的一整套管理机制。而管理机制恰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一整套严密、合理、实用的管理机制，是企业多年心血的结晶。高管人员出走后，他的对手自然可轻易“复制”、“克隆”这套机制，而且不必交任何学费。

　　其次是商业机密。俗话说，商场如战场。为了在与竞争对手的“作战”中取得胜利，每个商业企业都有自己的商业秘密，从商品定价到供货渠道，从发展方向到具体开店规划。这些正是对手们梦寐以求的核心机密。

　　再次是供销资源。几乎每位商业老总，都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多年，有一张或大或小的关系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就是财富，关系就是财富。总经理等商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流失与否，不可避免地要关联到这笔财富的走向。

　　一位生产厂家的销售部主任表示，他之所敢和某家商场做生意，就是因为同这家商场的老总打了多年交道，相互取得了信任。假若商场老总转换“码头”，他八成也会跟着“转移”。从资源和情报的角度出发，出走者所带走的东西不亚于一张座山雕梦寐以求的“秘密联络图”。

　　而危害更大的是，一些商企老总位高威重，他们出走引发的人心失衡，对原单位来说更是一笔无法计算的损失。

　　期股制值得商界积极探索

　　面对商界跳槽风盛行尤其是恶性人才出走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彭剑峰教授的一段议论发人深思。他认为，集体跳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种现象将不断加剧。知识性员工往往追求个人成就欲望，追求自身对知识的探索，而企业的目标是盈利，要求在短期内见效益，于是企业目标和个人意愿间必然产生矛盾。这种矛盾解决不好，就容易导致员工跳槽。而以连锁超市为代表包括便利店、大卖场等在内的现代商业企业，恰恰就是这么一些知识性员工跳槽的高发区。

　　数年前，围绕著名经营大师冯根生应不应持股300万的问题，有媒体曾组织过一个大讨论，结果是支持一方占了上风。业内专家指出，我国商业企业也可采用类似的“期股制”，把高级管理人才的个人经济利益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紧紧捆在一起，一旦企业经营成功，个人也可得到比工资高得多的利益回报。这应该是对称的。

　　北京市几年前就将北京菜市口百货商场确定为首批期股试点企业。可惜的是，未及实行，这家企业就以商场拆迁、经营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多、效益难以预料为由退出试行行列。假若这次试点能坚持到现在，也许已为国有商业企业实行期股制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

　　既然稀缺导致了商业高管人员的大面积流失，有关人士呼吁，为什么不在相关院校增设这方面的课程。因为人才培养必须与需求挂钩。

　　针对商业高管人员的无序流动，一些专业人士呼吁，能否由政府或行业协会制定一些相关规则，对他们的流动给予规范。一位专家说，根据我国相关保密规定，一些在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员在离开原单位后，几年内不允许从事相关工作。既然出走的企业老总们怀里揣着那么多商业秘密，是不是也应制定一个类似的规定？这样对原单位才算公平。此话虽有些偏颇，但绝非危言耸听。

　　“招聘商场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要求熟悉国内百货零售业，具有多年百货商品销售及商业楼面管理经验，在商场管理方面能独当一面，懂英文及电脑者尤佳……”这是沃尔玛公司日前在东北地区一家媒体刊出的大幅招聘广告。

　　细心的人大概已注意到，世界零售业的“大鳄”游入中国后，已将人才战略从招聘普通经营人员升格到招聘总经理。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打响一场中国商界的人才保卫战，对正在裂变中的传统或现代商业企业来说，是不是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