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上海-深圳：边缘的游走

　　(4)仰融：看不见的金融家

　　从1993年年中实施的紧急宏观调控开始，中国的金融改革即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这个阶段在金融的宏观体制方面作了某些新的尝试，比如设立政策性银行、外汇体制改革等。但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金融改革仍然服务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路，表现出渐进和模糊的鲜明特色。这与第一阶段的金融改革在精神上实际上一脉相承。不过，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金融领域却生出一块更大的体制外生存空间--中国证券市场。与当初局限于某一区域的信托业相比，中国证券市场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其聚集资金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当年的信托业。以今天中国证券市场动辄几千亿的进出，当年的信托业简直就是小打小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加让人眼热心跳的巨大舞台。于是，一批老英雄和一批后来者，在这里开始了他们更加宏大的淘金之旅。由于传统行政官员对证券市场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蹈的又是一批年轻人。

　　仰融，中国资本市场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其神秘倒不是因为仰融积累了号称70亿元的身家，而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眼鼻子底下成长起来的富豪，我们对他的过去竟然浑然不知。以至于有人猜测，仰融原本不姓仰，因为在中国姓氏中根本就没有“仰”这个姓。仰融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其意为“仰慕金融”。这位人士进一步发挥其想象力猜测到，仰融曾经因为某中特殊原因而整过容。虽然，对这种传言的真实性，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怀疑，但在一个透明程度仍然止步于传统社会的舆论环境中，小道消息的流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实际上，今天这种对仰融们莫衷一是的传言，正是对我们舆论长期缄默的一种历史报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仰融的简历是如此残缺：仰融，45岁(？)、安徽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之所以一一加上问号，实在是因为我们无法考证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在2002年1月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一篇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文章中，作者在介绍仰融的籍贯时，也只是称:“经国外专业调查公司查证，籍贯安徽的仰融与中国政要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很显然，这种介绍方式非但不能撇清人们对中国富豪某种惯有的背景联想，也同时表明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无真正的把握。一个在中国资本市场拥有数间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其最基本的情况竟然要靠外国调查公司的资料，这不仅与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不符，更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在中国，新富阶层的麻烦，经常发韧于公众这种带有强烈民愤色彩的好奇心。仰融深谙这种国情，所以仰融明智的保持将近十年的低调。这种风格与中国许多暴发户的炫耀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仰融超凡的克制与冷静。不过，仰融还是出事了。

　　今年4月之后，有关仰融出事的消息，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小道消息无奇不有。有人说仰融已经被有关部门双规，也有人说，仰融已经远走他乡，避走于美国及加拿大一带。而最有想象力的猜测则是，仰融正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看守之下，在缅甸一带清收资产,因为仰融在当地设立了多家洗钱公司。铺陈如此具体的细节，猜测者肯定是想证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而我们最近得到的比较确切的消息则证实：的确有级别相当高的部门在审计华晨在上海方面的公司。猜测归猜测，但苏强--位追随了仰融10多年的左膀右臂，还是间接证实了老师的下落。在最近接收的一次采访中，苏强说，我很尊重仰总，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是仰总带出来的……但我们是职业经理人。话语中替恩师惋惜、与恩师告别的意思已经一目了然。以苏强与仰融几乎一样的沉稳性格，这句话其实已经证实，仰融出事了。这批在混沌时代追随仰融并逐渐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后生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挥别过去，在一个新的时代成就他们更加名正言顺的宏图伟业。毕竟，他们还年轻、有着同时代人根本无法企及的金融及管理历练，有比恩师更加可为的事业前景。然而，混沌时代真的结束了吗？苏强们的职业经理人之梦真得可以就此开始了吗？游戏规则真得已经天翻地覆了吗？恐怕到目前为止，这依然只能是苏强们的一种个人愿望。作为华晨神秘内幕的见证者，苏强们肯定已经忐忑的意识到，历史并不能轻松割断。这大概也是苏强们--批青春岁月即遭逢混沌时代的青年们，无法摆脱的特殊困扰。混沌造就了这批年轻人，恰如造就了他们的仰总，但混沌会毁掉他们吗？

　　那么，仰融与华晨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更不愿为人知的历史呢？

　　就我们现在所能知悉的公开材料，仰融的华晨帝国发端于两个公司，一是1990年注册于百慕大的“华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td.)。仰融以董事长身份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100%的股份。第二家则是，1991年2月注册于香港的华博财务公司(Broadsino Finance Co. Ltd.)，出资人为仰融及郑金海。仰融占有股权70%。以这两家公司开始，仰融开始了气势恢宏的金融跋涉。现在熟悉资本运作的人们大多已经知道，在百慕大成立公司意味着资本运作的第一步。但在1990年，即便是中国金融专业人士对这类操作也相当陌生的时期，仰融就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眼光。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仰融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觉醒者。而仰融在其后一系列稳建而成功的操作更进一步证明，仰融不只是一个敏锐的先行者，而且还是一个老练的金融资本家。实际上，在仰融之后的黄鸿年所缔造的“中策模式”，虽然更为轰动和知名，但远远没有仰融成功。而19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资本市场所诞生的所谓庄家，与仰融相比，更是等而下之。从专业的角度讲，仰融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金融资本家。不过，这种天赋，并不是华晨成功的唯一因素，更不能保证仰融能够继续做他的金融家。决定仰融命运的还有仰融不能回避的“出身”。

　　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仰融的履历中有非常让人疑惑的残缺。他的履历总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么，在这之前，仰融在干什么？按时间推算，1990年的仰融应该只有33岁。为什么33岁的仰融即具有如此广泛的国际视野？为什么仰融在那个时候即能够轻松游历世界？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即便所谓的高干子弟具备如此见识及方便条件的恐怕也不多见。这就是说，仰融要么出身所谓高干，要么出身所谓特殊部门。仰融在20世纪90年注册于百慕大的"华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td.)中的国有资产代表身份含蓄地表达了这一点。以我们的了解和观察，仰融应该属于后者。实际上，早在1990年代初期，当所有人都为华晨在美国上市这一石破天惊的壮举所震慑时，即有朋友告诉作者，华晨是某某部门的。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方热点地区混迹过的商人都经常碰到过自称或确实是这些特殊部门的人。不过,此后的仰融一直低调，人们也就逐渐忘记了华晨的这些特别之处。虽然仰融一直声称，在华晨的“奇迹”中，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站在仰融的角度，这可能是对的)，但仰融可能忘记了，直到今天，他的这种“特殊出身”依然是种稀缺资源，又何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呢？换句话说，金融家仰融如果没有这种特殊身份，他能够顺利的贷到款来取得他的第一捅金吗？如果没有第一桶金，仰融又如何能在以后大展其金融天才的身手，并逐渐建立起他的华晨帝国呢？没有这种“特殊出身”，仰融又如何能够在十年的资本运作中如此顺风顺水呢？我们倾向于相信，仰融已经在帐目上还清了所有的原始贷款，拥有比较稳健的财务状况(这在中国地下的私有金融家中可能是非常少见的)，但站在赋予仰融“特殊身份”的那些国有部门的角度讲，仰融还远远不能是一个干净的“私有者”，赋予仰融以特殊身份，即是赋予了华晨以巨大的无形和有形资产。在这些人看来，仰融的这些成就应该归属于某种“职务发明”行为，仰融个人的努力和天赋是微不足道的。而仰融恐怕很难这样看待自己的这些成就。这大概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棘手的是，发生在仰融身上的这种产权纠葛，并不仅仅是仰融所独有。仰融代表的不仅仅是仰融，而是一批人。在这个意义上，仰融实在是一个符号，一个准确反映了中国改革20多年“地下路线”的符号。仰融戴上了一顶特殊而且脱不下的红帽子。

　　确实，这顶特殊的红帽子曾经给仰融及华晨带来过特殊利益。有媒体查证，1999年3月，华晨曾经在几天之内火速成立了“珠海华晨控股”。在极力保持了多年的低调之后，仰融突然调转枪口杀回国内，很明显是冲着国内的资本布局而来。1999年3月，正是中国证券市场“5·19”行情发生的前夜，是中国证券市场政策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仰融及华晨的消息已经准确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仰融在国内的根基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到今天，仰融恐怕要为当初的决策后悔了，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好比在一个巨大的老鼠仓上下错了注。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仰融曾经提到他与宝马董事长相谈甚欢，他将这种彼此投缘归结为他们的共同之处：用自己的钱心疼。但现在看来，仰融对华晨的产权归属还是过于乐观了。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还有许多如仰融的地下金融家。这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系那个系，也包括许多完全不知其姓名的“厉害角色”。虽然这些人都声称有这样和那样的实业基础，但明眼人看的很清楚，他们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金融家。这固然是中国大量民营企业一直以来的基本生存状态，但就真正的实业基础以及财务状况而言，他们大概很难与仰融的华晨相提并论。以此判断，他们面临的处境丝毫也不好于仰融。他们应该醒悟到，混沌的时代可能成就我们于一时，也完全可以置我们于非命。

　　现在，如果没有像中国证券市场突然蒸发的许多人那样远走高飞，仰融应该正走在归隐的路上。在还未来得及看清仰融的真实容貌时，我们却看到了他远去的背影，像一名神秘的过客，也恰如我们这10多年。

　　(5)管金生的同行们

　　与仰融们不同，管金生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另外一类人物。他们有体制赋予的合法的金融家身份，但却在从事体制外的边缘金融事业。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从事的是未被体制明确规定界限的所谓创新工作。这可能是这类金融家们独特的工作风险。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金融家们不仅是在从事业务创新，而且实质上也是在从事某种体制创新。他们的行为具有鲜明的跨体制特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是以体制内的原有规范来界定他们的行为，还是以体制外的规范来判别他们的罪与非罪，就成为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全面失范的体系中，我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将他们定义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也同样容易。而实际上，不光是他们，我们所有人都处于这样一个是似而非的时代。这不仅是我们这些评判者所面临的困境，更是这些当事人所面临的困境，在体制中如囚徒般无力的管金生们的人生挣扎由此而来。

　　管金生，男，1947年5月19日生。硕士文化程度，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1997年2月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等多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7年。据管的老朋友称，管现被关押于上海非常有历史的提篮桥监狱。从1995年5月19日被逮捕时算起，管已在高墙中度过了七年。七年，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天翻地覆，大多数人也早已经忘记管金生。只有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这个奇怪名称的背后，我们才能依稀看到管金生当年的峥嵘岁月。看到今天的中国股市，不知管金生会想些什么？惟愿他已经心如止水，毕竟他还有十年的铁窗生涯。到那个时候，管将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切都将与他无关，甚至包括生命。

　　有业余的堪舆专家曾经对作者说,管金生面相不佳，遂有“3·27”之祸。不过，在管金生的悲剧中，我们看到的却更多的是有迹可寻的体制局限，而不是乱力怪神的无情捉弄。无论从那个角度将，“3·27”都是一场赌局。但这场赌局的发生并不是管金生个人可以左右的。当人们无力左右制度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将灾难归咎为当事人的性格缺陷。但可以肯定，这只是对制度一种惯有的绥靖。具体到“3·27”，我们可以问，如果管金生即将输掉的20亿元人民币不是国有资产，管金生还会如此狂热吗？如果万国当时的决策权不是管金生一人独揽，而是有较为健康的治理结构，万国会在一夜之间输得干干净净吗？如果……,无须所有的条件都一一齐备，只要一条具备，管金生与万国的结局就可能大相径庭。虽然，我们很难排除在这场灾难性赌局中，管金生个人性格所起的作用，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缺陷。体制应该尽量限制这种缺陷，而不是放大这种缺陷。但很显然，在“3·27”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后者。进一步说，如果将体制缺陷及个人性格共同造成的灾难，完全归结为个人责任，则肯定是出于对制度的无知和人性的险恶。当然，从“3·27”管金生失控的表现中。我们发现，管既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也远远不是一个称职的金融家，他仅仅是一个与时代同步但受到时代局限的乱世强人。但这并非都是管金生的错，他不过是被时代推上了这个位置。不过，对于管金生来说，最难以接受的可能是他的罪名。谁都知道，管是由于“3·27“所导致的巨大亏损而惹祸的，但他的罪名却是受贿及挪用公款。在中国证券市场短暂的历史中，管金生和万国无疑象征着一个时代，接下来的是君安和张国庆时代。然而，这又是一个短命的时代。

　　在1996年发起于深圳股市时间接近两年的牛市中，张国庆率领的深圳君安证券公司大出风头，一举奠定中国证券市场的霸主地位，人称君安时代。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所谓君安时代，都只是中国证券市场江湖上的一种名不副实的传说。实际上，据君安知情人称，在1995年年底，君安已经发生巨额亏损，财务状况极端恶劣，接近破产边缘。在这个意义上，1996年并不是君安发动了行情，而是行情挽救了君安。而在这个也许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牛市之后，君安的财务状况也没有根本好转，这一点，在君安后来与国泰合并时提供的审计报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讽刺的是，这与“5·19”行情之前以及今天中国券商的情况极其相似。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大牛市的利润到哪里去了？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大牛市的利润都通过证券公司被转移了。所以，君安时代不过是中国证券市场资产大转移的一个段落，而君安作为一个新锐券商，也只能是这个游戏台面上的布罩。

　　谈君安不能不谈到张国庆。张国庆，湖北人，出身于1956年，曾任人行深圳分行证券管理处处长。这个与仰融一样有着谜一样身份的人物，在1992年创办君安证券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其后，君安在张国庆的领导下，成为国内最具创新意识的券商，一时领风气之先。对于君安的背景，坊间传说甚多。但不管君安的背景如何复杂，他依然带有转型期中国企业普遍具有的那种“暗箱”特征。这种暗箱特征在下面的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到。

　　作者的一位朋友曾经在君安总部的财务部门任职。当时君安一位高层人物曾非常神秘地托付这位朋友保管一个他的个人股票帐号。于是，这个帐号便成为这位女士观测老鼠仓动静的一个重要窗口。但奇怪的是这个帐号很少有动作。有一天，这个帐号终于有了动作，这位女士马上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们。但让诸位老乡扫兴的是，这只股票不仅不动，而且每天放量小跌。其时，97年的行情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时候大家才最终明白，君安高层以一个当时最翻新的方式让大家吃了套，老鼠仓变成了老鼠套，而真正的老鼠仓是决不会让你看见的。虽然君安在当时的券商业务上有不少创新，但君安在私下的创新也实在不遑多让。

　　不过，最能体现君安创新意识的，还是张国庆在处理产权方面的技巧。如果说管金生犯的还是纯粹国有企业的错误的话，那么，张国庆的失误，就更加具有某种时代先锋的特征--一种在管金生之后越来越流行的“公司合营”企业的错误。导致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张国庆及杨骏等君安高层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操作，用“儿子”收购了“老子”。这最终引爆了君安之变。然后，张国庆被捕。在没有什么公平报道审理的情况下，张国庆现在却已经出狱。如果他能够重战江湖，他可能还是中国证券市场大大的红人，因为他当初对君安的操作，正是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如火如荼的MBO。不仅有人做了，而且还有更多如长虹这样典型的国有企业正准备做。在这一点上，张国庆绝对是中国吃MBO螃蟹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张先生这一口吃早了两三年。短短几年，形势大变，张国庆有一万个理由感叹自己的运气太差。一位张国庆早年的司机曾经告诉本人，张国庆很相信面相，也凭面相提拔过君安的多位高层。相信经过君安之变，张国庆恐怕“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对体制无常之痛也当刻骨铭心。

　　与张国庆一样，他曾经的同事，湖北证券董事长陈浩武如今也获得自由。陈在2001年6月曾被检查机关提起诉讼，罪名是受贿，金额不大。最终还是幸运地免于刑事处分。

　　与中国证券市场许多第一代创业者不同，陈浩武具有典型的学者形象：儒雅、斯文，在湖北当地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以著作等身、廉洁奉公、思想新进而著名。有意思的是，陈还是中国第一位提出要追求阳光利润的人。以此观之，陈大概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1991年39岁时就担任湖北证券董事长，已经成功规避了种种凶险的读书人，也最终蹈入了陷井，不能不让人感受到这个新兴行业无所不在的高风险。

　　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路数，但却不约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条河流。那么，他们的后来者呢？

　　中国很有智慧的经济学家谢平先生曾经将1997年之后划分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三阶段，并将此阶段的核心内容明确定义为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但仅从证券市场的情况看，这个风险似乎越防范越大，公正和透明的秩序离我们还非常的遥远。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使我们半夜惊醒，但我们却服下了一颗安眠药。显然，我们并没有因为危机而早起。直到今天的事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还远远没有走出混沌的年代，在这个混沌中冒险闯荡的老老少少的金融家们之中，恐怕还会出现更多的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而今天中国券商比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艰难时世，实际上已经充分暗示：中国金融家的流逝名单还会成批量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