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一项调查估计，1997至1999年间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也就是说，两年间中国的资本外逃从老百姓的身上挖走了1998年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5.5%，逃走了1998年北京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

　　而且，资料显示，资本外逃的规模和力度正出现加速的趋势。鉴于对资本外逃统计方面存在困难，1997年至1999年间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这一数字只是官方保守的估计。据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估计，这两年间资本外逃规模应为1000亿美元左右。

　　资本外逃固然跟一些腐败官员和一些官商洗钱有关，但也跟国内的市场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不足有关，而市场开放不足既是资本无利可图从而被迫大量外流的主因，也是导致腐败难以遏制的主因。可以说，资本从一生下来开始就带着强烈的逐利性。如果是有利可图，即使资本出于“洗钱”等原因暂时外逃，迟早也还会想办法流回来；而如果资本在国内市场无利可图，则即使是合理合法的干净钱也会想方设法外流，寻找回报率更高、环境更佳的投资土壤。

　　有消息表明，今年下半年，在全国600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达528种，供求基本平衡的只有72种，供不应求的一种也没有。另有消息说，中国有10万亿元民间资本找不到投资出路，被迫成为储蓄呆在银行或者股市。有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远大于投资，已经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

　　我基本赞同他的观点。但这个过剩只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的过剩。这种过剩是造成资本大量外流且不断加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投资机会不足或者投资环境欠佳的根本原因，则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

　　这样的对内开放不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大量行政性垄断行业没有打破垄断，使民间资本在已经开放的领域形成过度竞争，导致资本效率降低；二是行政力量对微观经济的管理过多过滥，民间资本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采取贿赂官员、偷税漏税等手段，既增加了资本的运作成本，又加大了官员的腐败机会，还使一些民间资本面临沉重的“原罪”问题。

　　与此同时，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则在另一个方面挤压着民间资本，多方夹击，终于出现大量“外资在引进，内资在睡觉(或外流)”的悖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对权力腐败不认同的民间资本也会外流，前不久媒体报道的海南旅外商人何海生愤而孤身反腐死而后已的事件，再典型不过。

　　如果彻底放开垄断的手、斩断权力管制的手，把本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不仅可以大范围、大幅度地解决腐败问题，而且也可以较好地、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和资本大量外逃(外流)问题。关键是我们敢不敢、愿不愿意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