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晓平

　　我们不时听到企业的“高层地震”或“政变”，老板与经理的冲突也走上报端，更有大股东设下圈套坑害中小股东的“黑幕”频频曝光。

　　这都说明，仅凭一纸法律条文无法建立公司制度，真正中国式的公司制度的形成，还要依赖于在冲突的多次博弈中探索制度的均衡。在这时，不是外在的模仿，而是理解其内在机理，可以缩短这一探索过程

　　尽管公司制已进入我们的视野，但其与家族制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家族制与民主制在企中的磨合包容也许是人们愿意看到的。

　　建立真正中国式的公司制度要经历怎样一个过程？日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盛洪博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亲情和友善稀缺条件下的企业形式

　　问：请简单谈谈企业与公司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企业并不等同于公司，公司只是企业的一种形式。与其他企业形式，如个人业主制、合伙制或家族制企业不同，公司制的重要特点是，它能将并非是亲朋好友、甚至个性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为盈利携手努力。应当承认，互相熟识和友善、同心同德，是信任和同舟共济的基础，从而是一个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又是非常稀缺的，以至一个社会中居民之间的许多潜在的合作因此不能实现，失去了不少创造财富的机会。公司形式就是在亲情和友善稀缺条件下的一种企业形式，从而挖掘了在其他企业形式下不可能实现的生产潜力。这也许是美国成功的一个原因。

　　在西方的公司制度传入之前，中国也有原生的公司制企业，如四川的盐井。在19世纪，依赖于前现代的技术，盐井的钻井深度仍领先于西方，为世界之最。而盐井的另一特点是多采用类似于公司制度的形式。这种形式被四川的两位经济史学家彭久松和陈然称为“契约股份制”。它既有“有限责任”的概念，也有类似于法人的“井”概念。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超越了家族界限，将更多的人的资源聚集起来，使风险较大的盐井钻探成为可能，也成就了上面所说的技术奇迹。然而，这种形式终究没有成为中国企业的主流形式。这也许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家族式西方民主式

　　问：中国和西方的企业为什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

　　答：据说张光直先生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国式的，一种是西方式的。他认为中国式的是一种普世的形式，而西方式的则是特例。我没有具体钻研过张光直先生的著作，依我猜测，所谓中国式的，是以家族制为基础的，而西方式的，则是以民主制为基础。家族制传统的诞生和演进是自然发生的，而民主制的出现则是偶然的。在传统中国，家族制几乎主导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精神层面有祖先崇拜，道德教化则靠宗族祠堂，经济活动以家族企业为主，政治上则是“家天下”。“桃园三结义”和“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没有血缘关系时，模拟家族也能成就事业。民主制的出现注定是更艰难的。

　　西方早期民主制的产生也许与家族制的不够成功有关。频繁的战争和海外贸易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希腊人不能形成稳定且持久的家族体系。然而，希腊的覆灭，罗马帝国从共和走向专制，也证明了早期民主制的失败。但西方的家族制从来没有达到像中国这样成熟。专制的罗马帝国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家族世袭制。尽管如同曼瑟.奥尔森所说，西方的现代民主制是在偶然情况下产生的，但西方舍此没有其他成功之路。现代民主制一旦出现，就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股东就是选民，董事会就是企业中的议会，CEO对应着行政领导人，监事会则是司法机构的缩影。公司制度成熟于西方世界，显然应归因于其民主制的传统。企业民主制和政府民主制的同构说明，公司制度的产生分享了有关民主制传统的知识积累。

　　民主制的基本技巧就是权利界定、程序主义加互相制衡。正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要大于有血缘关系的人，前者之间的合作也要难于后者之间的合作，所以公司制度是在互相怀疑的基础上锤炼出来的。尽管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小集团内的文化是民主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总体而言，民主制是一种互相防范的合作制度。甚至与民主制相匹配的文化也持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把这一制度包含的怀疑视为当然，就像今天人们经过机场安全检查通道时，没有人认为这种将每个人视为潜在劫机犯的制度是对自己的侮辱。事实证明，现代民主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制度试错永不完结

　　问：只有充满了民主制的公司企业才是最完美的吗？

　　答：当然，一旦将民主制注入企业，它就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企业与政府的不同，使它的民主制既更为艰难，又更为幸运。没有政府那样的自然垄断地位，公司制企业处于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没有政府那样的暴力资源，公司也不能借助于经济领域之外的手段。然而竞争对单个企业也许是件坏事，但对企业制度却是件好事。因为多个竞争企业的并存，恰好进行企业制度的多样化探索，竞争压力也会带来改进企业制度的动力。

　　事实上，公司制度不是一套静止的框架，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演进，它总是存在问题，也经常遇到挑战。一种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风险，考验制度的持久性；一种挑战来自规模，考验制度的“容量”。现代大型企业多以公司形式存在，反映了公司制度的制度容量，而巨大的经济规模又迫使公司制度演化自身。

　　现代大型公司在美国引人注目的成功背后，是一连串的多样化的制度试错过程。这个过程为我们理解公司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它的研究，培育了多种有关企业组织制度的学说。

　　在靠近经验的一端，有钱德勒的有关企业理论的历史学派，它注重通过对大型公司的有关事实的把握，理解大型公司的组织特点及原因。在靠近理论的一端，有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它试图在经验的基础上，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辨析企业制度规则的利弊得失。这些研究的存在，反过来也说明公司制度的演进是一个永不完结的过程，它们将会为演进提供各种各样的方案，从而成为制度试错过程中的一环。

　　从各种指标来看，中国都是传统世界中最成功的文明。长期政治统一的局面，给人们带来了和平的生活环境。据麦迪森估计，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还高达28.7％。我们不能不惊叹家族制传统的生命力。几千年来，它一再突破自己的局限，驾驭了越来越大的政治规模和经济规模，并显示了它的持久力。

　　然而，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学习民主制传统。这是因为，尽管家族制在今天仍是一种成功的企业形式，但公司制度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空间；经过人为的破坏和工业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家族制的资源已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我们越来越需要懂得与原来陌生的人共建企业；更何况，公司制度已经显示出了应对风险和规模上的优越。

　　可以说，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刚刚落脚十几年，它主要是由政府的法律推进的。这些法律不少是搬来的现成条文，而缺少中国的经验基础，以至今天大量的中国公司都是徒具形式的。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化改造，民营企业刚刚达到委托职业经理的规模，公司制度特有的问题才刚刚显露。我们不时听到企业的“高层地震”或“政变”，老板与经理的冲突也走上报端，更有大股东设下圈套坑害中小股东的“黑幕”频频曝光。

　　这都说明，仅凭一纸法律条文无法建立公司制度，真正中国式的公司制度的形成，还要依赖于在冲突的多次博弈中探索制度的均衡。在这时，不是外在的模仿，而是理解其内在机理，可以缩短这一探索过程；这样，翻译、介绍和阅读来自美国及其他具有企业民主制传统的国家文献，就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

　　趋势：家族包容民主

　　问：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在特定阶段的特定企业中家族制还有生命力，将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

　　答：如果注意到中国曾自发地产生过公司制度，我们就能断定有家族制传统的中国文明也可以包容企业民主制。实际上，家族制在扩展中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家族间的广泛结盟，而这早已超出了血缘和地缘划定的范围。宋代复兴的儒学，既开拓了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空间，又进行了形而上的超越。这使得对宗族组织和祖宗崇拜的超越成为可能。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更是一种相对成功的官僚体制，甚至可以为今天的大型公司借鉴。如果我们再能透彻理解起源于西方的公司制度，对其奉行“拿来主义”，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构成，也许就是中国制度结构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在外来的知识积累和本土实践经验的互动中，中国的公司制度将会走向成熟。西方文献中已经和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正在和将要碰到的问题。只有结合中国的制度资源，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仅有成功的企业，还会使我们的文明再度成为最为成功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