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陈学东 吴昆鹏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足达洋六8月8日宣布佳能公司在全球的最大生产工厂——佳能(苏州)有限公司有望在10月份投产。仅隔10天，东芝公司在杭州的全球化IT工业基地也举行了奠基仪式。在过去短短半年内，就有20多家跨国公司宣布将在中国设厂或建立研发中心，总投资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9月4日，在香港召开的亚太地区策略性预测会议上，经济学家克里斯托佛·尼尔拉在会上对100多位商界人士发表评论，他认为中国在亚洲最具成本效益与竞争优势，是全亚洲最具竞争力的设厂地点。高盛亚洲区副总裁库尔蒂斯则惊叹：“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中心，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日本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亚洲的下一个危机：中国制造》。该文对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崛起深表忧虑，称一方面要警惕来自中国的威胁，另一方面要利用中国增进国内竞争优势。在他们眼中，“MADE IN CHINA”是一串令人爱恨交加的符号。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按其固有的步伐踏歌疾行，来自海外的质疑与抨击也同样顽固地继续。“中国威胁论”的病毒有了“中国制造危机论”的新变种。

　　30年前，没有人会说中国制造会带来什么危机；30年后，有人舞文弄墨，鼓吹“中国制造危机论”。但他们所用的笔，却可能正是“MADE IN CHINA”。

　　优势丧失：新威胁论的老根源

　　2002年8月初，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对日本的年度国家经济评估报告，指出日本经济今年将再次缩水，幅度约为0.5%，同时物价连续4年下降，民众购买力下滑，经济危机将进一步恶化。而在两个月前《商业周刊》评选的本年度IT业百强中，3家韩国企业、3家美国企业、3家台湾企业和1家中国大陆企业高居前10名，《商业周刊》为此将今年称为“亚洲之年”。然而，日本在这新一轮洗牌中的最好成绩，仅是第20名。

　　日本企业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奔走他乡，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与生产的力度。2002年5月17日，东芝宣布将投资70亿日元在中国建立全球化的IT生产基地，此次投资将落实到苏州的东芝笔记本电脑生产线中；5月20日，索尼公司宣布将投资100亿日元在中国建立芯片组装工厂；5月28日，日本NEC宣布将关闭其在苏格兰和马来西亚的工厂，将七成的PC生产转移到中国；6月4日，富士通、美能达、NM Visual Systems同时宣布将大力扩展在华业务，并宣布有意在中国投资建厂；6月20日，奥林巴斯宣布将在本月内在中国建厂；同一天，索尼和爱立信的合资公司宣布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将中日这两个东亚古老的竞争对手放在新世纪的镜头下观察，日本的劣势愈发明显。高昂的人力成本是日本企业在本土生产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人力成本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五。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它的人口比日本年轻，并10倍于日本。此外，日本横滨的工业园土地价格相当于上海郊区的62倍；东京的电话费相当于北京的4倍；日本的电费相当于中国的2倍。

　　上世纪70年代，当日本的贸易总量和GDP一起跃居世界第二位时，亚洲四小龙还在襁褓中。在那个时代，工程、电子等机电技术和设备，几乎全部烙着“日本制造”的印记。日本不仅是欧美的工厂，也是亚洲的工厂、全世界的工厂。日本当年的风采，在其所津津乐道的“雁阵模式”中清晰可见，在这个模式中，它向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输出先进于美国的技术和雄厚于欧洲的资金。

　　但30年后，情形则完全不同了。日本将技术优势在新经济时代到来时还给了美国，而其数十年积累而成的资金优势，则很大一部分交由他们自己的银行去变成了坏账。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象日本会把当年还自闭于全球经济的中国放在眼里。

　　当日本经济进入10年来的第4次衰退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日本被前所未有地重点报道，而这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对日本严重的经济威胁。《日本经济新闻》在2001年夏天的调查发现，大约一半日本大公司计划转到海外生产，其中71%将转到中国。同时，另一调查发现，65%的日本人相信来自中国的产品将威胁日本经济。一位致力于东亚问题研究的学者指出，七大工业国之一的日本，也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力量的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组成自由贸易区，把日本排除在外，这更使日本人觉得他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加重了它们的危机感。

　　突然间，中国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高大得让他们感到了“威胁”，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比以前“高大”了许多，不如说日本比先前“渺小”了不少。在一些日本人的种种言论背后，些许流露出大和民族因自大而自卑的微妙心理。

　　中国制造的新优势在哪里？

　　一位日本朋友说，在沃尔玛超市出售的冰箱，虽是“MagiChef(神奇的厨师)”牌，却赫然印着“MADE IN CHINA”。这个品牌的冰箱实际上是由中国广东某家电企业为沃尔玛设计生产的。10年来，此种情形陆续地发生在各种产品上。不仅在日本，在全世界，从婚纱到墓碑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影子。的确，在传统消费产品领域几乎找不到什么是中国不能制造的。

　　如果仅仅是局限于纺织品、工艺品之类的传统消费产品，“中国制造”尚不足以引起一贯以亚洲经济领导者身份自居的日本的“危机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与其说会给日本带来“危机”，不如说这正是日本倡导的“雁阵模式”中中国最适宜的定位。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的制造能力，几乎就等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海外有将中国廉价劳动力比之于当年几乎横扫欧洲的蒙古铁骑，四肢发达、体力充沛、数以亿计。他们眼中的中国制造，只是由这些平均周薪不足20美元的廉价劳动力“装配”起来的。

　　但近年来中国IT制造业的发展，让他们不得不扶正一下眼镜，调整一下观点。不仅“价廉”而且“质优”的人力资源储备使中国很快超越了自行车和廉价电视机的生产阶段，进入与日本相同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行业，在第三和第四代手机、先进的半导体芯片等IT制造领域与日本竞争。这不由得让一些日本有识之士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IT巨头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新兴IT制造中心，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DBS的研究人员指出，近3年来，外商在国内的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战略性投资，目标指向中国市场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市场。跨国公司瞄准的不仅仅是13亿人口的庞大购买潜力，更是看好中国市场的辐射作用和全

　　球分工角色。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单纯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现在，众多IT巨头纷纷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也不算什么新闻。因为无论是IBM还是Microsoft都没有更多选择：要么投资中国抢得保持领先的机会，要么不投资，被竞争对手甩在后头。

　　在过去的一年，全球的IT巨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裁员和破产的消息屡见报端，但中国的IT产业却保持着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手机两巨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便是其中的典型，中国2001年的手机销量几乎是泰国和菲律宾两国手机保有量的总和。很难想象，没有中国市场的增长，它们还是不是手机巨头。对于其他IT巨子，全球IT市场低迷之时，中国市场更显重要。也许中国这块“绿洲”，是他们渡过难关的最佳堡垒。中国巨大的市场为IT制造业者提供了绝好机会。得此荫庇，中国的IT制造业发展得比全球其他任何地区都顺利。

　　世界上，劳动力比中国低廉的国家比比皆是，但它们非但没能给发达国家带来“危机感”，其中的多数甚至还有被数字鸿沟抛在世界经济边缘的危险。中国不仅有适用于制造业的高素质人才，它的软件人才也日益具有国际竞争力。在7月的早些时候，日本NEC解决方案公司的常务执行董事池原宪二对媒体称：“对于NEC集团来讲，中国的软件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如果把合作公司计算在内，NEC解决方案公司拥有大约5万名软件开发和服务人员。虽然来自中国的1700人与这5万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是NEC已经将中国看成是重要的软件开发基地，在人员方面将不断加强，在2003年，中国技术人员计划将达到2700～3000人。目前，NEC在中国有NEC—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有限公司、日电系统集成(中国)有限公司。

　　NEC只是进军中国的众多IT企业中的一个。中国对亚洲市场的重要影响力与突出的人力资源优势成为吸引世界巨头在华建厂的两个重要原因。麦肯锡中国经理奥尔指出，对于全球经济，这意味着“你必须在中国拥有重要的生产力量，如果你在那里没有竞争力，你的对手很快就会击败你。”

　　谁是危机制造者？

　　伴随着“中国制造危机论”，亚洲迎来了一场日元贬值危机。

　　2001年12月份，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下跌了8%、对欧元下跌了6%。12月25日，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跌破重要心理关口130日元兑1美元，当日最低探至130.95比1左右，创自1998年10月以来的最低纪录。虽然日本经济衰退是此次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但综观当时日元汇率变化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政府的极力诱导成了此次日元大幅贬值的直接原因。

　　首先，日本政府设定通货膨胀目标，试图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去年12月4日，日本经济财政大臣在《2001年度经济财政报告》(经济白皮书)中要求中央银行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别国央行设定通货膨胀目标一般是为了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之下，但日本政府此次的通货膨胀却是要求日本央行设法达到若干的通货膨胀率。

　　12月19日，日本央行宣布其购买政府债券比原先增加1/3，市场可获得的贷款规模将由60-90兆日元提升至150兆日元。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是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手段，显然，日本政府开始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节节下挫。

　　其次，日本政府集中发布大量经济恶化的数据，渲染日本经济困难氛围，以此诱导日元贬值。当时，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接二连三地公布了经济进一步恶化的数据：工矿业生产连续9个月下降，企业利润大幅减少；完全失业率达5.6%，再创历史新高；个人消费持续低迷，商品零售价格连续9个月下跌；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预计整个2001财政年度(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为负0.9%，2002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为“0”。

　　在促进经济恢复方面，日本政府已显黔驴技穷之态。日元贬值是日本政府可采取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佳能公司社长御手洗富士夫曾对媒体称：即使投入了一百几十兆日元的财政拨款、外加几次降息，但一点效果都没有。长期的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海外旅行的热潮使几百兆日元的消费流向海外，几百万劳力也流失了。在这样的国家中，最彻底的做法就是日元贬值，尽可能地降低日元汇率，石油等能源的价格就会上涨，通货紧缩也就会停止。出口产业受益，雇佣机会和设备投资也将增加。

　　此次日元贬值，让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只不过当年叱咤风云的金融大鳄换成了今日黔驴技穷的日本政府。日元贬值让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东亚各国出了一把冷汗。日本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目标市场。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平均有10%的出口产品进入日本市场，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则接近20%的份额。日元贬值，对于日本而言，当然带来了日本缩小外贸逆差的机会，但对于整个亚洲经济，则有重蹈1997年金融危机的危险。

　　即便日元贬值如此祸害亚洲，日本国内仍有人为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叫好鼓掌。《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指出，“日元汇率下跌能够促进出口，使众多的出口企业增加收益。日元贬值是在日本财政和金融政策难有作为的情况下可采取的为数不多的手段。日元贬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经济衰退，促进经济恢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虽然此次日元贬值危机还没有古老得让我们看出亚洲的兴替大势，但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亚洲的下一个危机：日元贬值？”

　　中国制造：亚洲的危机还是生机？

　　挪威渔民捕捞的活沙丁鱼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倍。然而，只有一艘渔船能带着活鱼回到港内，原来这艘船每次都在鱼槽里放一条大鲶鱼，鲶鱼四处游动，到处挑起摩擦。沙丁鱼发现多了这么一个“异己分子”，自然会紧张起来，拼命游动。这样，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

　　如果说上个世纪后半叶，日本是亚洲的鲶鱼，那么新世纪亚洲的新鲶鱼，就是中国。与其说中国兢兢业业的制造是危机的根源，不如说它给亚洲带来了新的生机。

　　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第一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从最新的财务年度中可以看出，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日本公司而言似乎意味着“危险”。

　　这一年，日本第一大家电企业松下电器出现48年来首度亏损，亏损额高达4310亿日元，日立亏损4838亿日元、东芝亏损2540亿日元、NEC亏损3120亿日元、富士通亏损3825亿日元、三菱电机亏损779亿日元。而索尼仅盈利153亿日元。昔日的制造业帝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

　　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我们将会发现，正是中国的出现，使日本的这些公司有逃离“危险”境地的机会。日前一份来自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显示，经营海外业务的日本公司中83%有意在中国扩展业务，可见中国在日本企业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如果没有中国，日本企业中现在交由中国完成的工作，只能交给效率低于中国的地区去完成，或者说，正因为有中国，日本企业现在交由低效率地区完成的工作，可以交由中国高效地完成。这样带来的，虽然有些隐隐约约的“危机感”，但账面上的利润增加与成本削减，却是实实在在的。

　　有专家指出，日本长期形成的高生产成本体制和复杂封闭的国内流通市场，使日本产业升级拖延了整整10年。日本企业所真正要做的，不是讨论什么“中国制造危机论”，而是抓紧构建最优的国际分工格局。很显然，中国为日本制造业的突围创造了机会。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制造的兴起，同样也是机会。

　　尽管还有很多变数，但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希冀与中国大陆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去年，中国向东盟提出了在2010年以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这使东南亚各国又惊又喜。如果协议能够达成的话，中国大陆市场将对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敞开大门，而东南亚国家也能够从中国进口它们热衷的汽车、冰箱和电脑等工业产品。中国的提议暗含着亚洲经济的新前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走向经济一体化，取长补短，而不再单单是相互竞争。这一提议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受到了东盟的欢迎。

　　美国《新闻周刊》亚洲版在2002年2月号的封面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变迁正在塑造新的亚洲经济前途。整个亚洲地区的命运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中国制造，亚洲的危机还是生机，这还是个问题吗！

　　编辑手记

　　世界工厂要来，谁也挡不住

　　文/陈学东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它促进世界经济市场的一体化，促进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扩大。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圈，未来的中国将会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

　　从世界制造中心的前三次转移可以看出，世界市场上大量的流动资金都涌向了那些拥有价廉物美的劳动力并对新科技如饥如渴的新兴城市和地区。“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东北部的兰开夏郡被誉为“世界工场”。因为这里拥有大量被圈地后一无所有的农民和来自非洲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充裕的劳动力，同时“工业革命”在兰开夏郡深入进行，这一切使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场。在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郡拥有的机械数量比世界其他地区拥有量的总和还有多。而后德国莱茵河畔的鲁尔工业区和美国五大湖区无一不是追逐新科技的新兴地区。

　　十年前，中国依靠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创造了销之不绝的廉价商品，例如玩具、纺织品等等。如今，中国仍是上述产业的大赢家，但中国工厂所能生产的商品早已远不止于此。中国凭借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低通涨、高素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惠的外资政策以及低汇率，拥有吸引外资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最大优势。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技术创新实践，中国还具备了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因而，中国将成为发展制造业最有优势的地方。

　　大量的证据表明全球制造业正在向中国内地转移，据统计今后约60%的世界制造商会选择中国内地做生产基地，使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更加可喜的是，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如英特尔、微软、IBM、通用电气、摩托罗拉和LG等的高级研发中心也紧随其后进入中国，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的实验室”，其研发重心也从贴近本地市场向基础性技术创新转变。国内和国际产品的市场周期正在缩短，IT产品则基本保持同步。2001年，外国企业独立的研发中心已经达120多家，2002年预计跨国公司在中国新增的全球研发中心至少10余家。

　　《财富》杂志2002年3月号刊文指出：“在中国设立工厂，以较低的成本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再将产品或远销、或近售——这样的商业模式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各个经济领域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实。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促使全球投资的流向陡然逆转，而受影响最深的要数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邻国，尤其是日本。这被称作‘中国冲击’”。

　　中国有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趋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目前只是地区级加工制造中心，2001年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营业收入合计994亿美元，还不足美国IBM和Intel两个公司营业收入总和；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为2662亿美元，不仅远低于美国的7824亿美元，也落后于日本的4224亿美元。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只是亚洲地区加工制造工业中心之一，还远远达不到世界制造中心的“重量级”。

　　无论生产规模、制造技术水平还是出口能力，日本仍然是世界制造中心。目前日本在高、精、尖产品的制造上对中国还保持着明显的技术优势。中国制造业虽然庞大，但并不强劲，其生产技术仍处于低水平，高、精、尖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很少，出口技术系数仅为0.9，充其量还只是地区性工业加工中心之一。

　　虽然中国制造业目前的产量还没有超过欧洲各国制造业产量的总和，但是相信这一刻的实现只需要再给中国十年时间。中国目前已具备打造“世界工厂”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就有可能在未来10-30年成为“世界工厂”。

　　正如国家经贸委信息中心主任王忠明所言，“世界工厂”是时代的意志，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逻辑的力量。无论你愿不愿意，历史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意志——假如世界工厂要来，谁也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