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福兄弟　待人喝彩

　　“书福兄弟”4人：李书芳、李胥兵、李书福、李书通，因老三李书福名声最响，4人的故事也是围绕他而展开，故按照现实表现，抛开宗族排序，将这4人称为“书福兄弟”。

　　书福兄弟的分合，原本不是什么大事。论资产、论对经济的影响，李书福远没有到行业领袖的地位。但是，李书福天生演员的性格，加上众兄弟江浙人的倔强与精明，数次上演分合大戏，书福兄弟也就成为中国兄弟公司中最夺目的人群。即使现在，李书福、李书通因造汽车而再度合作，兄弟间的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也仍留下李胥兵可能远走湖南、李书福遭其叔父状告侵权的悬念。

　　1979年，书福兄弟在浙江台州的浙江路桥做起了小五金生意，那是一间地下工厂式的家庭作坊。兄弟几个年龄尚小，老大李书芳是当然的领袖。

　　那时候开作坊是为了吃饭，而不是谋求将来宏大的发展。兄弟几个同时也兼做别样，如李书福就还走街窜巷地为人照相。

　　1984年，做五金的兄弟开始为杭州的冰箱厂家做蒸发器配件，并成立“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这是民营企业还需要带“红帽子”的时期，书福兄弟的第一家公司就戴了一个“乡镇企业”的帽子。

　　路线对了头，生产自然一帆风顺。第一年，这家厂的产值达到了九百多万元，后来做到了四五千万的规模。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是令人瞠目的，即使是在富裕的台州。

　　到了1987年，年龄渐长的李书福开始在生产经营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不满现状、永远进取、力排众议的精神特质开始得到充分展现。他提议——做冰箱！别人不同意，他就与二哥李胥兵一起，另外组织了一批人。不到一年的工夫，冰箱出来了，他们就创办了“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当时的冰箱十分畅销，四兄弟于1988年下半年又胜利会师，重新合伙造冰箱。

　　这时候，兄弟间的股份是含混的。他们之间只有口头的协议，并无成文的规定。据李书通事后的回忆，当时的股份构成是：李书福50%，李胥兵30%，李书通20%。不知为何没有了大哥李书芳的份儿。

　　由于非兄弟能够控制的原因，冰箱厂1989年下马，兄弟4人各奔东西。李书福和李胥兵1990年5月成立“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开发镁铝曲板装饰材料。李书芳开了一家工艺品厂，李书通则搞起了铝合金型材。

　　李书福的吉利集团的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怀下的胎。1993年8月，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更名为黄岩市吉利(集团)公司，兄弟间的差距也由此拉开。到1993年，这家吉利集团的产值已达1.5亿元。等到后来兄弟4人第3次合伙时，李书福无论是在股份上，还是在公司的业务上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老大。

　　1993年底，李书福开始琢磨摩托车。1994年4月，“黄岩市华田摩托车总厂”领到了出身证，法人代表李书福。

　　这个摩托车项目不仅为书福兄弟挣下了亿万家财，也为李书福与李书通俩人后来争功打嘴仗提供了材料。李书福说，摩托车是他想要做的，当时的兄弟们都反对；李书通说，上这个项目是他的眼光。当然，这是2002年的后话。当时的兄弟不仅没有反目，而是为了赚钱的共同目的又再次走到一起来。

　　1996年5月，黄岩吉利集团更名为浙江吉利集团公司，兄弟4人又联起手来。老大李书芳负责发动机生产，老二李胥兵抓技术开发，老三李书福担任董事长、总负责，老四李书通负责摩托车总装厂的经营。其股份也做了如下的安排：李书芳10%，李书通20%，李书福和李胥兵70%。这回的股份虽然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但当时吉利集团8800万元的注册资本并未评估，分配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书福兄弟的共同态度是：兄弟间互不计较，只要把事业做大。

　　1997年，李书福想做汽车了。1998年8月，吉利集团在宁波买下的一块土地上投资数亿元，开始建设美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李书福也因此成为中国车界的风云人物。

　　就在这前后，李书福的大哥李书芳离开了吉利集团，四弟李书通也因为经营上的分歧，负气而去。当然，他们带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尽管事先的界定并不清晰。但是，有人将这些事儿无限上纲，认为这是李书福的“家族清洗”。心理素质极佳的李书福对此并不在意。他坚信，吉利要长大，迟早要挣脱家族企业的锁链。

　　与其他兄弟公司不同，书福兄弟除了有3次分合的经历，而且还不怕在媒体面前相互“揭短”。除了前面提及的摩托车项目之争，李书通还表示，他离开吉利时两手空空。

　　而实情是：2000年5月1日，吉利集团召开全体股东会议，李书通位列其中。会议一致同意李书通退出吉利集团，并将其所占有的吉利集团20%的股份置换成吉利集团所属嘉吉摩托车公司80%的股份，李书通从此与吉利集团脱离关系。同年5月3日，这家摩托车公司的股东变成李书通夫妇二人。据估计，这80%的股份价值8000万元。

　　由于事先约定不明，李书通认为这8000万原本就是他个人的所得，而不能折算其在吉利集团股份。所以后来他说自己再起家的本钱是自己经营摩托车的积蓄。

　　负气而去的李书通与李书福唱起了名副其实的“对台戏”。你造汽车我也造，你走平民车型的路线我也走。李书通在上海枫泾工业园征地700亩，生产美鹿汽车，还要造一座“上海中国民营汽车城”。然后再花3年的时间，完成具有16万辆汽车、20至25万台发动机年产能力的二期工程。

　　一场兄弟阋于东南的好戏开场。忙得有的人一会儿跑到浙江听李书福怎么说，一会儿又跑到上海听李书通怎么说。甚至有人揣测，李书福为此已经“寝食难安”。

　　好戏的高潮需要剧情的急转直下。今年8月7日，吉利、美鹿这两个民营经济型轿车的“孪生兄弟”突然握手言和。李书福与李书通也极具象征性地握了手。从照片上看，李书福的笑容远比弟弟的来得开朗。

　　李书福的吉利集团以在台州的吉利摩托车厂等非汽车类资产和承担部分债务的方式，置换李书通的杰士达集团轿车生产和轿车销售项目。双方签署这项资产置换协议时还达成了一项兄弟间的君子协定：今后吉利集团主要开发轿车和小客车，杰士达集团则主要生产摩托车、大客车和货车，不再涉足轿车业，以避免直接竞争。双方置换资产的总值在5亿元左右。

　　为什么会有这场被吉利高层称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购并？

　　一方面是李书福需要迅速将自己企业做大，以达到在香港或内地上市的要求，一个愿买；另一方面是李书通的美鹿汽车因为“准生证”等问题，市场前景堪忧，一个愿卖。在这场企业购并的游戏中，现实的考虑远远大于兄弟的情份。有人说，李书通一直觉得李书福看不起自己，现在做成了一个大企业，再卖给哥哥，为自己争了一口气。这实在是以平民百姓之心，度亿万身价的兄弟之腹。

　　有内部传言称：李书福将给李书通1.3亿元资产，其中台州陆桥区吉利集团的生活用地和西厂区，共计200亩土地作价5000万元。这一内部消息的可信性在于，吉利摩托车资产已经严重缩水，对杰士达意义不大；而大客车、货车也非李书通的兴趣所在。利用台州的200亩土地搞房地产开发，是李书通现实的选择。

　　随着李书通的“回归”，书福兄弟间最大的争执有了结果。但是，李书福并没有就此挣脱出家族纷争的旋涡。

　　今年5月26日正式宣布的吉利集团高层改组，淡化了集团总裁之一、李书福二哥李胥兵的作用，他负责的江南项目目前也陷于停顿。这个江南项目是指去年吉利与湖南江南机器厂之间的合作，此举是李书福为了进入汽车生产目录而采取的迂回战术。随着吉利汽车去年年底顺利进入国家汽车公告，江南项目对于吉利集团已经是可有可无。现在从杰士达集团传出的消息是：“李胥兵已经离开吉利集团。”他已前往湖南，准备独立造车。有记者为核实此事而在吉利内部小心求证时，得到的答案是：“昨天李书通还在与李书福对阵，今天大家又复合为一家。在吉利集团由家族企业向现代化企业转制的过程中，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而另一个在现实中已经发生、确凿无疑的情况是，今年7月23日，浙江台州国通机械厂负责人李国顺，也就是李书福的堂叔把李书福给告了，案由是“侵占巨额财产”及“经济纠纷”。

　　1997年，尽管家身10亿的李书福要造汽车也依然捉襟见肘。他利用江浙民营经济的肥沃开始了自己的“老板工程”。他成立的吉利集团台州汽车零部件联合有限公司采用“风险自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吸引了甬、台地区不少有实力的民营老板的加盟。他们“对内称车间，对外称分厂”。吉利在临海买下了一块850亩的土地，建起吉利工业园，然后出租给所有的车间和分厂。这些分厂只有一个大门和大门上惟一的名称——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这样做的另一大好处是“同一企业内的不同生产部门产品相互不会发生购销行为，没有销售税金，降低了产品成本”。其实，这里的各个“车间”所有权各有其主。

　　现在的纠纷起于负责车身生产的台州国通机械厂说吉利拖欠货款，而吉利认为这只是自己的一个“车间”。原本企业内部不可能发生的“购货欠款”在这个企业奇怪地发生了。总公司指责车身车间产品质量不过关，而“车间”针锋相对，称“不归还欠款，将会让生产线停产”。其间，“欠款已达2800万元，车间正常的生产经营难以为继。”总公司无法容忍车身厂擅自停产，影响整个吉利汽车的生产计划。于是，总公司终于派人强行接管“车间”。

　　这位堂叔说，1997年成立车身厂时，他和李书福及另外一个出资人订立了一个口头协议：三方约定分别投资并占有股份为40%、30%、30%，没有书面协议，也没有明确各自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更没有验资、没有公司章程，甚至没有工商登记。至于厂址、企业名称、企业类型更没有过多地考虑。

　　显然，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李书福要让吉利汽车驶入现代企业的坦途，还有许多的事要做，而不仅仅是请来职业经理人，理清自己和几个兄弟之间的关系。

　　德隆兄弟　哥儿四好

　　像德隆公司云龙见首不见尾一样，唐氏四兄弟在公众的视线里也同样是影影绰绰，若隐若现。

　　最准确无误的表述是：控制着中国这家最大的民营国际战略投资公司的四兄弟，按年龄排序依次是唐万里、唐万平、唐万川、唐万新，合起来即是“万里平川一片新”。数年前父母的心愿，终成为四兄弟目前的现状——广义的“德隆系”年销售额已高达200亿元。

　　唐万新是老小，也是兄弟的核心，德隆的家业就是这位新疆石油大学的肄业生在1986年伙同6个同学折腾起来的。当时在新疆八一中学任化学教师的大哥唐万里也参与其中，不过只是“协助”而已，并不存在原始股份上的投入。后来事业做大了，唐万里才在四弟的力邀下出任德隆的董事长。其他两个兄弟也先后随着滚滚洪流，加入其中。

　　经最新一轮的增资扩股，“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于去年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5亿元，合伙人33名。这些自然人股东的出资金额由250万至6800万元不等。股票市场上所称的“新疆德隆”，即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92%的股份目前由德隆国际持有。在德隆这样的股权结构中，唐氏兄弟绝对控股，灵魂人物自然是“打江山”的唐万新。现在他正式的头衔是“德隆国际”的总裁。

　　在德隆内部，你不能乱称“唐总”，因为很可能一呼四应。所以，员工们干脆直呼其名。这样也就有了唐万新别样的自豪：在他的企业里，没有许多民营企业森严的等级，而是“民不像民，官不像官，并不一定要听命于领导人”。整个德隆就是一个企业家的俱乐部。

　　这种“平民化”的管理与唐万新的个人品性有关——他是一个“最不修边幅的人”。棉T恤、休闲裤，他去新疆时被保安拦在了门外。而他长住新疆的兄弟来上海也有同样的遭遇。唐说，40岁退休后，他要做的事是研修自然哲学、去青海考古。同时，“平民化”的管理思想也与德隆现在的业务有关——整合行业的战略投资，没有平等的心态，如何去成功地整合他人。

　　如果说人是环境的产物，那么唐万新的平民心态与他成长的轨迹最为密切。从根源上讲，唐万新起步时的伙伴是一群不谙世事、不分彼此的合伙人，而不是依附于家族血缘的兄弟公司。

　　1986年，7个大学生，400元钱。现在有人给他们戴上“抱着实业报国热情的年轻人”的帽子，实在是太重了。在当时，他们不过是一群胆大妄为并幸运的小商人。他们在新疆开“朋友图片社”，把活儿拿到数千里之外的广州去冲洗。因为比别人便宜了一半，一年下来竟挣了百万元。

　　接下来，这群“朋友”没有了这样的幸运。他们开始多种经营，小挂面厂、小化肥厂……88、89、90年，连赔3年，赔得一干二净，而且负债累累。进入20世纪90年代，承包了新疆科委下属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部的唐万新，靠代理电脑销售又缓过劲儿来，并正式注册新疆德隆公司。抓住了第三产业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契机，迅速切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业，德隆又有了属于它的第二桶金。

　　正是因为创业的路上有波折，现实中才会“大浪淘沙”——以唐万新为首的合伙人，逐渐嬗变成以唐万新为核心的兄弟公司。

　　“1992年开始进入证券市场。我记得1993年之前法人股和流通股界线不清，只要是股票大家认为都可以上市。那时候特别傻，我把法人股全部卖了，几个月就赚了几千万。两块钱、3块钱、5块钱，一上市全都变成10块、20块，看得我眼睛都花了。当时在二级市场，从我们的投资规模看并没赚到钱，一级、一级半市场的认购我们赚到了钱。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资本市场有了切身的体验。”说起1992年初涉股市的经历，2002年的唐万新语言更加地生动。

　　是历史，就总会有转折点。德隆的转折点是1997年5月的“达园会议”。达园是北京的一处地名。“达园会议”的初衷只是开一次务虚会。但是，务虚却悟出了由“项目投资”转为“行业投资”的投资理念——也就是由“投机”转向“投资”。

　　是什么导致了德隆的这种转变？唐万新说：“如果我只想做个财主，那时候的钱已经足够花了。”显然，“财主”不是唐万新对自己的定位。唐万新的事业伙伴之一、现任德隆执行总裁黄平提供了更多的诠释：“单纯投资于股市，刚刚赚了几百万，你可能会很兴奋。当你有了一两个亿，就不会再有激情。你会觉得很‘虚’，必须有一个产业，有一个根基。”

　　接下来，德隆有了“三大战役”——通过收购法人股权，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3家上市公司。再后来，这3家公司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个个是牛气冲天，无论是持续上涨的时间，还是年度涨幅，都可成中国股市之最。至此，德隆这个前几年还默默无闻的地方性金融机构，迅速誉满神州。当然，在是非多的资本市场，德隆也有了另一个名称——“德隆系”，操作股价的庄家。

　　盛名之下，德隆变得更加地深居简出，小心翼翼。股市上“中科系”事件爆发，人们对庞然大物的德隆更是如同雾里看花，出现了各种类比的说法和分析文章。唐万新说自己在那段日子里，“半夜不敢关手机，一关人家说你被抓起来了。不断有客户打电话表示担忧，天天得出面澄清。接电话还得装出笑声，真是搞得我们狼狈不堪。”

　　唐万新坚决否认德隆参与了二级市场炒作。“1997年以前我们都是亿万富翁了，没有必要再拿着自己的脑袋冒险。难道我们赚钱是为了坐监狱？”唐万新说，“(德隆)每年都是证监会的重点监控对象。审计一个金融企业派了33名审计师，出具了1500页的审计报告，又有哪个企业受过这样的审计？”唐万新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2001年5月19日，唐万新出现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首届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论坛”上，以一篇题为《德隆机电业的整合》的会议发言正式打开了自己的“金口”。

　　唐万新说：德隆是做产业的，不是做企业的。他将德隆定义为“战略投资公司”。其用以攻城掠地的武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资本市场的独到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成熟的资本运作；一个是对产业发展和市场格局的深入剖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控制。通过一系列的收购、兼并、控股、参股，德隆在电动工具、汽车配件、食品饮料等几个传统行业走出了一条迅速集聚生产能力、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捷径。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德隆并不是一家封闭的兄弟公司，因为有许多的自然投资人参与其中。但唐氏四兄弟绝对控股了这家公司。与德隆有过多次接触的《时代财富》总编辑、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在《德隆启示》一文中对德隆这家家族控股公司有过如下的精辟分析：

　　家族企业与现代的公司制度相比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容易形成在家族成员中有权威者的独断专行和家长式领导，企业内缺乏相互制衡的监督机制和科学的决策机制，难以建立企业内的科学分工与协作等。在家族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时，这种缺陷就会暴露出来，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或者导致企业的失败甚至倒闭。德隆的家族成员看到了家族企业的缺陷，突破了家族企业的限制，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及其一整套管理制度。德隆的顶层是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在其下有各类子公司、孙公司，其中有些是其控股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在各级公司间和各个公司内部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进行管理，形成一套现代管理体制和办法。虽然唐氏家族仍然有权控制着整个德隆，但德隆已经从纯粹的家族企业脱胎出来，成为由家族控制的现代企业。正是这样，德隆这个庞大的集团才能有条不紊地运作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