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团结统一的中产阶级来决定整个社会的基调和道德标准，就很容易出现分裂和动荡

　　文/陈功

　　如何面对财富？几乎是个永恒的话题。我一向认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是不能长期呆在学校或办公室中的，因为这会使头脑僵化，失去对社会现实的灵敏反应。同样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促使我认真对待安德鲁·沙立文发表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并将其结合自己的观点写出来。我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而是因为他的文章，反映了来自另一种社会的观察，而且这同样也是一种现实。安德鲁·沙立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在美国，超富阶层出现的一种趋势可能更令人担忧，那就是等级化。关键因素是教育。如果送孩子上私立学校，然后是名牌大学，这笔费用简直是天文数字。尽管人们积极采取公共基金和奖学金等方式，但令人悲哀的事实是，美国的大学生仍然越来越均一。他们加入超富阶级的可能性增大了，而不是减少了。关键在于：这些特权阶层的孩子在大学里交友、恋爱和挑选意中人。富人的子女与穷人的子女结婚、从而打乱社会秩序的可能性逐渐消失。沙立文认为，超富阶层的出现是一种现实的趋势，它可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使整体社会失去冲劲。沙立文指出，过去的美国，由于大批移民不断打乱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且美国现有经济体制往往会对勤劳和有才干的人作出丰厚的奖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趋势。但是，这种潜在的趋势是明白无误的，而且令人感到不安。

　　不过，不安归不安，虽然他认识到超富阶层的趋势可能对美国现行社会造成伤害，但沙立文却并没有建议采取激进的作法来使超富阶层消失。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实际是根据下述两个原因：首先，在美国，超富阶级不会轻易被指责为懒惰的贵族。他们的财富是赚取的，而不是继承来的。其次，阶级斗争已经过时。在美国，所有曾经为入主白宫而集结劳动人民的怨恨情绪的政客都以失败告终。第三，超富阶层的出现也对社会构成有利的一面。因为加入超富阶层一向是中产阶级所追求的目标，巨富的人数越多，我们其他人加入他们行列的可能性就越大。

　　客观地说，对于财富的追求和讨论来说，人们很难回避其中确实存在一个立场的问题。同样面对财富问题，如果站在两个极端上来看待这一问题，恐怕都难以得出对社会发展有利的结果。事实上，现实中面对此问题之际，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对社会发展的看重，都使得人们倾向于着重于社会进步，而站在中间立场，也就是站在中产阶级立场来看待财富问题。

　　让超富阶层“消失”也许是最容易的作法，但它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在中国历史上，过去曾经早已实践过类似的作法，但造成的后果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部分恢复。从改革开放以来，无数人的心血和努力，使得中国刚刚拥有了些财富基础，资本世界的目光也刚刚开始聚焦到中国，有关“世界工厂”等代表未来财富的概念也仅仅是个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突然再次“回头看”，试图重新考虑“消失”的作法，肯定不是理智的。在“查税风暴”兴起的时候，人们再次关注如何对待财富问题之际，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关系到中国中产阶级对未来财富的追求。

　　面对财富，着急是没有用的，这是个需要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那种穷则宜穷，富者恒富的观点并不是能站得住脚的，财富总是与社会的发展周期有关，与时间有关。在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数据表明，美国中等家族的财富已经由5.7万美元增加到了7.3万美元。在中国，我们生活水平所发生的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弱势群体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完全有可能更加突出，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而面对这样的问题，回到过去是没有前途的，革掉富人的命，那点财富也根本不够分配，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朝向未来，通过正确的发展之道来解决问题。

　　事实上，面对财富，安德鲁·沙立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提供了一种选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团结统一的中产阶级来决定整个社会的基调和道德标准，就很容易出现分裂和动荡。他的建议是，赞美慈善家；羞辱吝啬鬼。应该说，这是现实的作法。(作者为安邦集团研究总部策略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