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2002年中国轻工产品温州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还有20分钟，与浙江省政府副省长叶荣宝的待遇一样，温州五金商会秘书长林一旦手里拿着一张人民大会堂的大红请柬进入西门，然后自信地踏上铺满红地毯的浙江厅。这位自称天天都想着为商人服务的商人边走边同记者说，“对一位私营企业主来说，要在几年前，获得这样高规格的待遇肯定连想都不敢想。”

　　而温州市市长钱兴中好像更慷慨大方，为了把更多的机会让给民间人士，他在招呼记者的同时，拼命提醒新闻界的朋友把更多的镜头对准温州的企业家们，显然这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市长。在这样的气氛感染下，温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向愈干脆让大家自报家门，互换名片。

　　接着记者发现，这次新闻发布会各方的致辞都很少提及政府，在2万多字的博览会宣传材料里，全是政府帮商会说话的内容。再接着记者又发现，千头万绪的接待工作只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温州市对外文化协会操办。这就是今天展现给世人们的另一种新的“后温州模式”。

　　董事长不如会长值钱

　　“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温州鞋革协会的纪权云自豪地说。“过去我们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现在变了，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

　　在一旁的温州市副市长冒康夫频频颔首称是。他说，“包括服装商会、烟具协会、眼镜商会、家具商会、五金商会、合成革商会、塑料协会在内，温州现有10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这些民间组织正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活跃于不同的经济舞台上，同时在温州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要定义的话，目前温州商会主要承担了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六大方面的任务。”温州私企协会副秘书长尤江这样概括。他说，去年全世界每30件衣服就有一件是温州的产品，制鞋业的营业额甚至超过250亿元人民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占温州总产值的95%左右，假如没一个强大的商会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展开协调，配合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显然会让行政方面成为一只“跛脚鸭”。

　　对因市场而生、依市场而运作的行业组织而言，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企业维权。温州烟具商会一个只有3页纸的“维权公约”就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是老大难的问题。这个商会的秘书长张楷书说，我们也不比政府高明多少，只出台了一个“业内专利”的标准。规定成员单位违规后必须接受商会没收模具和成品的处罚，这样就使新产品得到了行业准入的保护。

　　在我们温州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外地见不到的各种行业产品维权公告。企业申请维权比申请专利热情还高。为什么呢？张秘书长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行业维权周期短、速度快、程序简单，特别适合温州轻工产品聚集的产业结构。如打火机、剃须刀、锁具、灯具、笔类等产品，更新换代快，外观变化多端，单靠申请专利根本赶不上行业的发展，产品维权恰好填补了空当，使行业自我约束功能得到加强。

　　今年3月，当地一家锁具企业模仿了温州派力锁业公司已获行业维权的外观设计，温州五金商会锁具维权委员会当场没收了该公司3副模具和数万只产品，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公告责令其停止侵权。“公告一登，谁愿跟一个不讲商业道德的企业做生意。”温州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孙智勇说。

　　据本刊不完全统计，截止今年第二季度，已有13家商会、协会加入行业公平组织，其中烟具协会对900多种产品进行了维权，剃须刀协会、灯具商会、五金商会、制笔协会、鞋机商会的维权数量依次达到100种至400种不等。这么一来，一些行业屡禁不绝的仿冒成风、杀价竞争现象就得到了遏制，竞争从无序走向有序。

　　也许温州市压电点火装置商会走过的行业自律之路，更能体现商会的市场化运作。起初，这个商会也像其他行业一样，制定一个保护价，以维护本行业的利益，结果。事与愿违。这一违背市场规律的举措并不见效，反而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于是，商会在做了大量的调研后，制定了一个既为企业拥护又被市场接受的行业标准。这样不但质量得到了保证，市场基准价也非常自然地形成了。

　　至于组团参展、开拓市场、提高温州产品知名度更是温州行业组织的分内事。温州服装商会1994年成立后，多次组织本地企业展团参加北京、上海、杭州、广东中山等地的大型服装服饰博览会，在国内率先统一组团，打出“穿在温州”的大旗，“温州军团”的冲击力令参展的业内同行颇感羡慕，以致许多地方纷纷效仿。这几年温州服装南征北战甚至将“穿在温州”旗帜打到了德国、意大利、香港。

　　温州服装商会的有效运作，使得温州服装以整体形象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1999年中国巴黎文化周，商会采用集团作战方式，由5个温州服装品牌组成“联合舰队”，代表中国向世界展示东方魅力；2001年7月，“报喜鸟”、“庄吉”、“华士”、“法派”、“夏梦”、“金顶针”等6家温州服装企业，集体“亮相”在德国科隆举办的第9届国际男装博览会，博览会负责人为此惊叹：“如此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和名牌风格表明中国服装发生了质的变化”。

　　服装商会甚至将“温州服装走向21世纪发展战略研究会”、“温州服装品牌文化和营销战略发展研讨会”开到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请专家为温州服装、企业的发展出主意。“以前，这类活动几乎全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组织。”温州市政府一位官员感慨地对记者说。

　　商会要当信用大使

　　尽管现在看来“中国鞋都”落户温州是名至实归，但早几年温州鞋可没有这样的好名声。“那时候在全国老百姓的眼里温州货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的鞋子常因质量低劣被火烧、被拒之门外，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逼得我们的产品不得不改头换面打别人品牌。”吉尔达鞋业公司的一位老员工至今记忆犹新。

　　温州鞋业今天之所以能够品质超群、名牌如林，与鞋业商会在倡导诚信经济、建立行业规范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息息相关。商会常以鞋业发展的历史教训和现今成就作为例子，使企业深深体会到诚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温州鞋革业对诚信认知的艰难历程，在北京召开的温州诚信经济研讨会上，温州鞋业成了讨论中最具说服力的事例。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低价的恶性竞争，温州的服装在国内消费者的眼里变得极不光彩，很多大商场拒绝温州服装进入。在当时的人们眼里，温州服装就是大路货，没品牌、没档次。1994年3月，温州服装商会成立后，在全国顶级的商厦里人们都可看到报喜鸟、庄吉、华士、法派等品牌的服装。温州市外经贸委一份总结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服装商会的成立，是温州服装发展过程的必然需要，是温州的企业家们由家庭作坊式的分散经营向团队精神和整体意识过渡的开端，是温州服装抛弃伪劣产品向真品奋进的序曲，是温州服装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商会客串“外交部长”

　　当然商会最长脸的是替政府出国打CR官司那段获得洋人尊敬的经历。这个故事由温州打火机商会副会长陈群满今天叙述起来都很有意思。

　　去年10月，温州打火机商会在意大利的“眼线”得知欧盟标准化委员会正在拟定一个技术壁垒文件，即规定出厂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进入欧盟市场必须设计有防儿童开启的装置，也就是后来闹得很大的CR法案，一旦这个法案通过，占欧盟市场70%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失去市场和价格优势。

　　商会在紧急召开会长会议后，当天就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今年1月18日，在商会陪同下，温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局的代表赴京向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汇报此事，引起石广生部长的高度重视，2月7日，公平贸易局的王世春局长专门赴温州召开“CR”专题座谈会，听取温州烟具行业的各方呼声。

　　随后，外经贸部和温州商会方面组成7人的交涉游说团出访欧盟。开始，德、法、意等欧盟成员国只派出政府官员接待，后来一看有商会代表马上就“对等”起来，随后的谈判，除了CR法案的主要提请机构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欧盟健康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外，还加进了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

　　陈满群说，那几天我们从这个国家飞到那个国家，几乎像个外交官。由于单边会谈变为多边会谈，加上欧盟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国家，所以我们商会在交涉、游说中得到了“印象分”。当然，商会的谈判策略也很有“人情味”。首先我们表示了中国同样重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场，对欧盟制定的安全标准完全予以理解。其次介绍了温州制造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工艺、标准与欧盟的安全性标准是完全接轨的，出口前均通过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法定检验。在一些欧洲国家提出的因儿童玩打火机造成的伤害案例中，无一例外纯属一次性打火机，均与温州产金属外壳可重复使用的打火机无关。

　　在阐述抵制CR法案理由时，商会的同志当场搬出许多世贸的条款，对CR法案进行逐条反驳：第一，出口价低于2欧元的打火机应安装“安全锁”表面是为了安全，实际上是建立在产品价格基础上的条款，缺乏科学依据，包含着强烈的价格抵制情绪。第二，把价格与安全牵扯在一起，不合理，不科学。价格是可变的，而安全标准是相对稳定的。价格与安全标准是两码事，价格高低与否无法代替安全。第三，正常的技术标准不能对贸易造成扭曲，造成歧视。中国几乎是惟一生产出口价低于2欧元打火机的国家，CR法案显然是一项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措施，有悖于WTO非歧视性原则。

　　陈满群回忆，当时我也火了，让翻译大声替我说，既然你们是自由贸易国家，为什么要设置违背WTO公平原则的壁垒？事后，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的一位朋友说，原以为你们温州人只会开餐厅，没想到谈判也那么厉害。

　　对商会方面的据理力争，欧盟表示理解与认同。欧盟有关官员表示，双方开展沟通，就含有友好的协商性，这能更好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最后的谈判结果是，如果经投票后CR法案获得通过，欧盟愿意启动修正立法程序，对CR法进行修正。陈满群说，这是中国的商会组织首次代表国家利益对外谈判，而且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当然，游说和交涉为我们今后遇到类似事件增加了许多经验。记者注意到，陈在提到“游说”时口气显得相当成熟。

　　外经贸部参与谈判的一位官员也表示，这次CR谈判活动，是政府与民间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谈判史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同时，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温州打火机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

　　去年12月27日温州眼镜厂商将一封抗辩书交给土耳其政府，应诉该国眼镜生产商对其倾销的指控。这便是后来被媒体称为“中国加入WTO后第一应诉案”。据有关人士介绍，温州眼镜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温州眼镜商会发挥了关键作用。

　　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温州市眼镜商会曾30余次组团参加北京、香港、意大利、美国、法国、德国等地的眼镜展览会，获得了巨大成功。2001年香港眼镜展，温州市60多家企业参展，成交额达2000多万美元。商会还多次组团赴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巴西、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和商务活动，不断开拓国际市场。

　　这几年，温州眼镜商会在实施名牌战略、标准化生产上费了不少心思，花了不少气力。至今，全行业已有30多家通过ISO9000族国际质量体系认证，80多家通过欧盟CE认证。这对全行业步入规范化、集约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去年温州市眼镜年生产总值约45亿元，占全国眼镜产值的50%以上，并逐年以20%的速度递增，其中90%以上出口世界各地，是欧盟、南美、中东、东南亚、美国、俄罗斯、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最大的眼镜贸易伙伴。

　　这事我替政府办

　　其实，除了温州打火机商会游说欧盟CR法规、眼镜商会应诉土耳其监管外，整个商会在谋求行业整体利益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其中“中国鞋都”一波三折最终落户温州的故事，就非常形象地说明温州商会在温州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打造“中国鞋都”对全体温州人而言可谓是蓄谋已久的事。早在1998年于温州召开的全国轻工厅局长会议上，温州市就提出创建“中国鞋都”的目标。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鞋革业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培育了鞋革品牌群体。温州鞋业声名在外，其生产规模大、效益显著、市场份额大、优秀品牌多、产业结构合理、出口创汇势头强劲、行业配套齐全等优势，得到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等行业权威机构、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所以，对“中国鞋都”这一荣誉称号温州人是志在必得。

　　但好事多磨。去年4月，福建省泉州晋江也被国内某机构授予“中国鞋都”。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给温州很大压力，而在这方面的处理上政府显然又不能干预过多。于是温州鞋业商会便专程赶往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对温州的鞋革规模、数量、档次、质量、品牌做了全面陈述。

　　同年8月，受中轻联的指派，由中皮协组织全国行业专家团来温州评审考核。为此协会精心安排，在会员单位配合下，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专家组对温州市鞋革业总体水平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鞋业商会一位同志说，我们就像申奥那样郑重和细致，组织康奈、吉尔达、东艺、奥康、多尔康、红蜻蜓等6大鞋革企业向专家组提交了“请求授予温州中国鞋都称号”的书面报告，改变了过去认为温州光有皮鞋产品优势只能授予“中国皮鞋之都”的论点。

　　考评后，专家组的书面结论中这样写到：温州是以皮鞋制造为强项，旅游鞋、胶鞋、童鞋、注塑鞋、休闲鞋、拖鞋、特种鞋等为重点，皮革机械、皮革化工、鞋材设计等配套行业齐全，社会化大生产程度高，社会化质量保证体系严密，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等产业服务社会化较强的国内皮革重点产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

　　2001年9月12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及中国皮革工业协会正式命名温州为“中国鞋都”。

　　这位人士感慨地说，如果当时由政府出面办这事，就很可能陷入尴尬的境地。但商会出面就顺理成章多了，何况这些专业上的东西也只有商会才能说清楚。

　　在尝到“中国鞋都”的甜头后，锁具商会又开始策划起“中国锁都”，并与成员企业签订了一个铁板钉钉的行规：独立开发创新，决不模仿他人。这个商会还把每月5日定为锁具维权日。更有意义的是，在温州市政府的支持下，商会方面还推动质监部门组建了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五金商会质量检测站，由12家锁具龙头企业出资42万元购买检测设备。现在这套设备已安装完毕，经国家质量认证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即可启动运作。为了投桃报李，瓯海区政府在娄桥划出2000亩土地，准备为锁具企业建造一个高科技的“中国锁都”产业园区。这就是政府和商会今天良好关系的体现。

　　就在记者发稿时，当地一家报纸刊登了温州五金商会的一则招聘广告，希望让更多的硕士、博士加盟商会，且有政务、商业、外贸经验的优先。或许这就是温州人的实干和效率所在。因为就在各地商会纷纷为生计和收费发愁时，温州人又开始把自己带入了新的后温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