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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智囊》:未来20年中国企业商机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2年09月06日 10:01 科技智囊杂志

  特约撰稿人:钟伟

  预测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或许是一种冒险,但作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主体人群的企业家们应该有这种胆识

  从1982年开始,繁荣走近中国,这种繁荣之基石有二,一曰重民生;二曰不争论。

  过去20年中国并非不存在争论,但民生的改善有力地抑制了争论的蔓延;而未来20年中国各种不稳定因素的策源之地,恐怕恰恰在于作为推动改革的改革者,即政府自身,变成了最棘手而紧迫的被改革的对象。这时政府进行自身管理体制的整饬时,尤其需要以民心为心的善治。

  20年能否攀上经济高峰

  未来中国经济整体走强无疑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生长空间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内的心态作了调查,结果59.5%的被访者相信未来五年他们的生活将更好,38.5%的被访者预测自己或家庭的生活质量与现在基本相当,仅有2%预测生活会差强人意。高达91.5%的被访者相信未来五年,他们将享受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中国社会洋溢着自信。中国的经济学家就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做了种种预测,林毅夫教授认为,美国“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

  李京文教授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10年,经济增长保持平均8%的高速度;第二阶段是2010-2030年,经济增长保持在平均6%的水平;第三阶段是2030-2050年,经济增长维持在平均4%-5%的水平上,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和实力均将迈入世界前列。

  王小鲁博士的分析结论是:从2001-2020年的20年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4%,其中,2001-2010年为6.58%,2011-2020年为6.22%。

  解三明博士等的研究结论则是:在“十五”期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而2006-2015年间,可维持7%或略高的经济增长。

  外国学者甚至比我们更乐观。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世界经济:历史与未来》中这样描述:在整体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飞上云霄;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紧随其后;中国则已经登上了21世纪的新航班,它将开辟新的航线,并且一飞冲天。

  中国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在盘算何时我们算是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据说东南沿海6-7年就足够了。

  甚至有人还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赶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据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198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23%,到1995年上升为52%,2000年为60.6%,进而在2015年左右超过美国。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更认为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6万亿美元,按此推论,中国GDP在20年内将超过美国。

  即使按名义GDP计算,假定目前中国和美国的GDP分别为1万亿美元和9万亿美元,增速分别为8%和3%,则中国GDP大约在47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

  我们可以做粗略的推算,假定中国经济维持在7%-8%的增速。则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4%,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9%,日本的23.1%,德国的57.8%,英国的76.4%,法国的84.0%。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中国以赶超者的姿态,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或者说,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年排在美、日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中国足够幸运,则在本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本世纪内超过美国则困难重重。

  中国真的将在21世纪初期或至迟到中叶重新回到鼎盛的巅峰吗?

  就业、城乡、腐败、金融等重重我们所罗列的不稳定因素,正使得中国未来20年必须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我们所列举的中国经济规模未来发展的不同结论,以及中国已享有的繁荣不应影响我们对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从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人均GDP来看,中国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GDP仅为780美元,排在世界第140位,是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是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是美国的2.5%。

  中国经济仅仅是刚刚摆脱赤贫,其未来之路任重道远。中国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大都市的繁华,而没有看到包裹在薄薄的现代化外壳之内的种种不和谐,那么就产生误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如何为数亿人提供赖以生存的饭碗?这将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但却必须完成的任务,企业在此方面大有可为

  要保证繁荣不离我们而去,需要我们不对改革虚与委蛇。如果说翻两番和不争论使得我们成功地回避了问题,而今的改革则需要我们直面问题。限于篇幅,我们无法详细阐述我们对未来中国20年经济发展的详细思路,也未能对在第二部分列举的全部问题进行解构和重构,在此我们只提出若干论纲性的初步探讨。

  对于过去20年来我们所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能够完整地将其蕴意表达出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初期阶段论和不争论论的无穷弹性,几乎将任何涉及本原问题的探讨以暂时搁置的智慧兼收并包。

  所谓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过去20年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恰恰在于政府顺民意而为。而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明显步履蹒跚,经济发展的上半身和政府改革的下半身开始割裂,造成这种割裂恰恰反映出:需要进行深刻改革的,恰恰是当初推动或顺从民众改革呼声的政府体制自身。

  我们认为,未来20年,中国需要超越翻两番这样的民生目标,民生的不断改善必然涉及到民权,如果说以不争论改善民生是“授人以鱼”,那么以重新清理改革思路就是“授人以渔”。一言以蔽之,就是未来20年的中国,必须确立一个战略中心,即政府以追求充分就业为中心;而战略手段则是两个基本点:一曰保障公民的产权;二曰保障公民的教育权。为什么必须以充分就业为中心?如前文所述,中国未来15-20年,宏观经济始终运行在强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当然,创造就业必然需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但之所以需要抛弃经济增长是七还是八的高度脆弱心态,恰恰在于如果政府单纯地以增长为目标,那么就会出现为保增长涸泽而渔,损害企业和民众利益的现象,如果以追求充分就业为目标,才能消除最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产权保护有利于企业生长

  现代政府的财源几乎全部来自于税收和举债,而税债的源泉就是私人部门的产出

  为什么必须保障产权?保障产权其实就在于保障民权。中国经济改革20年,乃至中国革命本身的意义,就在于逐步消除无产者,而非制造庞大的无产群体,否则无产阶级当初就没有必要通过流血牺牲来摆脱自身悲惨的无产状态。

  为什么必须保障产权?保障产权其实就在于改革政府,理想状态下的政府除了提供合法暴力并不生产任何东西,现代文明政府其实也仅仅提供少量的公共产品,但政府的财源,几乎全部来自于税收和举债,而税债的源泉就是私人部门的产出。

  如果不保障企业和民众的产权,那么除非强取豪夺,政府的财源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了产权保护,那么一切就将如当年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逐渐为不服从者不得食所取代。

  改革20年,我们保障了产权了吗?恐怕这一环有意无意地缺失了。以农民为例分析,为中国经济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城市已经高度文明和现代化的今天,中国农民仍然难以成为拥有“公民”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群体。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各类“不合理负担收费”及收取者都在各自冠冕堂皇理由的掩护下随意对农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国民,只须依法纳税,从未听说有过“减轻市民负担”一说,我们甚至不敢正视农民连最基本的财产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这样一个难于难以置信的的事实。

  以私营企业为例,中国私营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零起点开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和远离主流社会的沉寂中顽强地生长起来。目前中国经济已形成了国有、三资和私营经济三足鼎立的态势。私营经济产值过万亿,近年来下岗工人中的一半为私营企业所吸收,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和社会稳定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私有产权的合法性是否已经厘清了呢?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私营经济”的概念,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由补充地位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追根溯源,公有产权是神圣的,私有产权是否是不可侵犯的尚未明示,所有制崇拜仍然是百足之虫。

  今后20年,我们还能回避产权吗?如果我们延续公有制是神圣的就意味着必须影射私有制是邪恶的这样难以理喻的恐怖思维,如果我们认为对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的产权可以置之不理,那么一切产权都只能是国有的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在默许或纵容政府拥有并支配一切社会财富了!因此,实际上不保障产权,中国就不存在拥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而只能存在草民和臣民;不保障产权,中国就不存在政府改革的压力和动力,而只会使得国有经济继续依附甚至寄生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之上。

  今后20年,我们如何保障产权?恐怕需要重申宪法的尊严,重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除了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外,各部委以法规自我授权自我膨胀必须废止,党派红头文件超越法律亦必须废止。

  而《物权法》、《民法典》等则不能一拖在拖。中国的经济立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水平。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对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作出可信承诺。

  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太封闭、太草率,不充分辩论,那么中国就可能陷入到过分立法,立恶法,甚至不重视宪法司法。

  教育权弥足珍贵

  教育问题的解决某种程度上需要民营力量

  为什么必须保障教育权?恰恰在于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日渐贫困、失业日甚一日的根源,甚至是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强国的根源。高素质的国民队伍,对中国经济而言,绝对是极其昂贵的财富。

  人们总是惊讶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能够迅速得以恢复,却可能忽视了战争摧垮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但高素质的国民仍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让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恐怕需要耗费2.5万亿,要让国民整体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按目前的教育投入,恐怕至少需要25年!、若现代中国出现武训这样的义举时,通常是社会对教育的不义。

  早在1987年中国就制订了义务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台教育法,令人困惑的是至今教育经费仍然严重入不敷出。对于一个人均GDP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无疑教育易经费的投入应该集中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这也是韩国、新加坡等国人力资源水准得以急剧提高的成功之处。我们的测算表明,在中、小学和幼儿园,不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的经费比重分别为69%、76%、60%。从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来看,的确呈现出某种重视中小学教育的倾向,但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累计达600多亿的资金缺口仍然显而易见。

  目前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1400元;小学生人均经费约为660元;幼儿园人均经费约为166元。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层教育经费仍然缺乏可靠的来源渠道,结果县乡以下不得不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

  估计目前农业税费中,约有一半行使着“教育经费”的职能。目前90%的农村家庭年人均大宗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下,9年义务教育收费的无节制膨胀,可能越来越严重地剥夺贫困家庭受教育的权利。

  人们不能不问:义务教育到底是不是仅仅为做家长的义务?政府的义务体现在哪里?是否应该给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以更大的关注?出路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依据贫困线划定实施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地域范围,把九年制义务教育切实普及起来。九年义务教育由中央全额承担,高中阶段教育由地方承担。建议由中央财政从中央、省、市、县各级企业收取的增值税中,按照不同比例依次返还所在县,全额上缴的消费税也依照上述比例返还上缴县,用于补偿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缺口;或者由中央财政每年拿出相当资金,按西部省区全额补差、中部省区多额补差、东部省区少额补差的原则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九年义务教育专项开支。二是财政有能力发那么多国债搞项目,给公务员加薪,能不能发行一些教育国债,所筹措资金全部注入农村基础和职业教育?脱离了保障公民的教育权谈论解决失业问题,乃至世界工厂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警惕权贵主义

  企业家要摆脱走“红顶商人”之路

  渐进改革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像一列浑身病痛的列车,如果走得太慢,那么全球化的风吹雨淋将使得它逐渐锈蚀,中国将彻底丧失复兴的机会;如果走得太快,那么各种积累的弊病随时有可能发作出来,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

  因此,在我们看来,慢吞吞地回避改革,甚至不敢深化20年来已进行到攻坚阶段的改革,其实就是坐以待毙;而激进地改革,则不仅难以消除旧病,更可能诱发威胁繁荣的种种不稳定因素的总爆发。回避或激进改革的成本,都是中国社会难以承受的,因此中国只能走可支付成本的改革,即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此速度使得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都在暂时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然后以增量改革来逐步化解旧体制中重重的存量积弊,中国社会经济这列车,是在边前行中边零星地修复或者更换已经锈蚀的部件,使得社会整个承受力上升,中国也才能向前走得更快更稳健。

  未来中国,需要不回避、不激进、不停步的水滴石穿的可支付成本的改革。

  可支付成本的改革意味着我们应该警惕权贵主义的登台亮相。目前我们试图以加速开放来回避必须进行的关键性体制改革,似乎开放就能带来增长,而事实上,开放并不一定带来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开放和繁荣之间存在“惊险的一跃”,如果只谈开放不谈改革,只谈国际惯例而不谈政府自身的改革,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危险之一就是回避改革,和握有权力的官员和外国洋资本结合,产生权贵主义,中国社会生活将急剧拉美化。危险之二就是政府权力失控,社会黑恶势力泛滥,如同前苏联巨变所经历的磨难那样,中国社会生活将急剧西西里化。

  今后20年中国经济权贵化的危险的确存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子夜》和其主人公吴荪甫,吴曾巧妙周旋于贪得无厌的权贵、财大气粗的洋买办和穷困潦倒的工人之间,在外有外国大资本大企业的虎视眈眈,内有被买通的本国大官僚、大权贵的鲜廉寡耻下,都濒临倒闭,而吴荪甫的工厂仍然苦苦求生着。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造成了悲剧。”子夜中的吴荪甫无论曾经怎样的显赫和挣扎,最终在在外国大资本、大企业勾结买办资产阶级的扼杀中,悲惨到死无葬身之地!现在看来,缺乏制衡的权力并不必然致力于创造一个平等的商业环境,相反,将手中的权力和外国大资本结合既隐秘又获利丰厚,官僚阶层的亲属子女刹那间摇身一变而为权贵阶层,化公为私,登堂入室,无疑比和微薄的、带着土气的民间资本来协商要安全而体面得多。因有权势而有钱财,比因有钱财而有权势更为危险得多,民众支付不起权贵们的贪婪,无论何时,我们始终不能不警惕权贵资本家阶层的悄然登台。

  建立稳定机制

  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普遍照顾到全社会孤寡老弱病残的社会救济体系,企业有着更深的社会责任

  可支付成本的改革意味着必须具有行“大赦天下”的勇气。我们承认未来20年,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已经承受巨大风险,所以难以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景。

  20多年来计划经济中残余的老体系得到了市场经济中成长的新体系的“输血”滋润,新体系付出少量“失血”的代价换得更广泛的成长空间,此消彼长保证了改革始终具有前行的推动力。但经济增长放缓使中国经济未来的不确定大大增加。

  我们的估算表明,中国“国富”的负债方总计约为12.8万亿人民币。大约为中国GDP的140%。而“国富”的资产方总计约9万亿左右,总体上,“国富”帐户已是资不抵债的。

  当然,国富帐户出现赤字并不意味着国家信用立即受到挑战,国家信用续存的基础在于其能够维持国民收支帐户的平衡即可,尤其在财政收入较为宽裕时,政府能够感受到的现实压力可能更小。

  就2002年的情况来看,最终决算赤字大大超过3098亿已成定局,未来20年政府在财政、货币方面的余地都在缩小。

  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已经延续了20年的渐进改革,使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分得较多利益的阶层既有权力又有“原罪”,要清算或者追溯几乎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我们有大赦天下的勇气。

  如果在已有的存量问题上纠缠不清,是以暴露历史旧帐的“扒粪”,既得利益阶层不可能不抵抗缴利放权的任何改革方案;着眼于未来的增量上,明晰分配规则,是促使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阳光化”。

  大赦天下其实是自救和自赦,也是自新和自强。对于既得利益阶层,只有向前挪动,自己才有可能全身而退;对于新兴改革阶层,只有不计较赎买,才能够从重重困境中摆脱出来,推进中国未竞的改革大计。

  民众支付不起对前20年种种“原罪”的清洗,在未来20年间深化改革阻力重重时,有勇气抓时机,顺大势,与时移者,也许就可能是载入史册的“圣之时者也”。

  可支付成本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持更为慎重的态度。为了缓冲严峻的就业压力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政府使用“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

  所谓“两个确保”,一是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二是要确保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至于“三条保障线”,则是指除了对下岗者提供“基本生活费”及对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之外,如果失业超过两年仍未找到工作者,则可以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注定了主要是覆盖城市而非农村,几乎势必导致城乡之间高墙更高。

  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民众支付不起一个官营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济体系的资金要用好、用善、用到所急需的地方。

  未来三年最看好的六个行业

  1 电子及通讯品产品制造业

  理由:国家已经将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未来5年—10年的中心任务之一,这将为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和动力

  年均增长速度25%以上

  2 汽车工业

  理由:一方面“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要求交通运输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会对载货汽车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轿车进入家庭消费后,市场需求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年均增长速度13%以上

  3 建筑与房地产业

  理由:一方面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一大批能源、交通、原材料、水利等国家重点骨干工程和跨世纪工程的兴建,将继续拉动建筑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热点将转到改善居住条件上

  年均增长速度5%以上

  4 电信服务业

  理由:该行业增长的根本动因与电子及通讯产品制造业基本相似

  年均增长速度25%以上

  5 机械工业

  理由:机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装备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现代生产手段的惟一部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扩张和发展都要求机械工业提供相应的设备作为中间投入,并要求机械工业在一定程度上超前发展

  年均增长速度2%以上

  6 旅游业

  理由: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推动国内旅游需求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回升,国际客源将进一步增长;其次,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很大潜力

  年均增长速度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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