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虞立琪

　　“我现在的理想可能有点大，那就是大同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能和平发展、互相尊重，个体独立、自由”

　　这是一个公布在网上的山西某项民间扶贫捐助活动的联系方法：“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号；电话(010)6852××××。”

　　这个已经持续了9年的项目迄今为止收到的近20万款项，几乎都和这个联系电话有关。如果循址找去，会来到位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一片守卫严格的“部长楼”——一栋红楼里的一套宽敞而简单的私人住所。

　　每间屋子因为都堆放着书架和散乱的书而略显拥挤，客厅中央摆放着那部“热线”电话，墙上挂着主人的照片和奖状，钢琴旁放着73岁的主人和银发妻子笑容满面的合照。

　　事实上，男主人的身影更多的时候是以“单人照”的形式出现，作为著名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者之一和法人代表，茅于轼，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神通广大”的“茅老”

　　在网上公布联系地址和电话，是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直接承办人、这个村的民办教师雒玉鳌还记得，1993年的9月，茅于轼将个人现金500元和管理的想法一同托付给了自己，民办小额贷款基金会就此出场。来自城里的年息6%的“善款”到目前接近20万，20万并不算多，但基本上都是茅于轼依靠他的影响力“化”来的。

　　9年来，龙水头村民都知道，“遥远的”、“神通广大的茅老”不断地给负责管理基金会的雒玉鳌写信(每两周或更短时间一次)，信里有时指导基金会的工作，有时告诉大家一些像为什么女孩子应该读书这样的“新说法”，还有的时候，他会给村学校的孩子们寄小报和各种参考资料。茅于轼的每封信，龙水头村民识字的自己看，不识字的雒玉鳌念给他们听。“文明、信用、管理、平等”这些字眼就这样渗透进了这个偏僻的山村。农民们到这个基金会贷款不需要抵押和担保，扶贫贷款年息12%。9年来，基金会共贷款500次以上，还贷率达到98%。而为了鼓励教育，在基金里，教育贷款是无息发放的。

　　小额贷款尚待“准生牌”

　　实际上，早在1993年以前，茅于轼就已经把研究的眼光投到农村。“两个半农民养活一个城市人，中国农民不脱贫，中国人怎么能共同走向富裕？”这是茅于轼最朴素的想法。

　　那么如何达到“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拿出了“小额贷款基金”解决方案，并付于行动。“这是道义。”茅于轼一再强调说。

　　今年6月，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表示了他对这一扶贫效果的深刻印象和浓厚兴趣。并透露他已经要求世行北京办事处和茅于轼探讨合作方式。

　　尽管基金会现在不断发展，然而在政策面上，它仍然属于“非法集资”，在限停的范围。

　　“我们现在是扶贫性质，所以社会上还是一片叫好声。”但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显然更关心推广的价值和途径。“哪怕与扶贫毫无关系，单从经济方面讲，这件事也有3个好处，第一是老百姓能借到钱；第二是投资者通过利息能赚钱；第三是投资者要交所得税，国家能收到钱。而是牵涉到私人办银行的尝试了。”

　　“如果这条路可行、能赚钱，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样受益的最终是老百姓。”茅于轼谈起这个话题显出一丝激动。他和他的助手现在正在做关于小额贷款研究的课题，准备在半年后提出一套可行方案。“我希望，我们能为推动相关政策出台出一些力。”茅于轼说。

　　“著书是为了增加纠错功能”

　　在茅于轼看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1999年，茅于轼和朋友们开始著名的“天村”实验，即村民自治试验，这是他们“以稳健的方式改革，建立民主法治制度，推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思路”的部分实践。今年，还是和汤敏一起，茅于轼开办了北京富平保姆培训学校，让农民通过有效途径进入城市，学校实行的是学校贷款给学生上学、等工作后再归还学费的办法。按照茅于轼与汤敏的设想，如果这个学校办成功了，还可以和一些愿意合作的企业家一起把它推广，比如通过连锁或特许经营的方式，把这种商业运作模式继续扩大到全国。7月，茅于轼为此专门飞到以保姆著称的安徽和当地扶贫办接洽。

　　但茅于轼承认：“现在人们对此了解不够，连续6期招生效果都不好。”不管做的这些事如何被人广为称道，按照自己的最优化原则，茅于轼还是认为：“我最大价值是在写作上”。他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笔来普及经济学。“如果研究诸多历史经验以及事物背后的经济规律，不仅现在大部分错误是可以提前避免的，而且人们可以做得更好。”他的书和文章就是为了增加人们的“纠错功能”，告诉读者普通的中国人该如何致富，如何有一个好的道德前景，“这是一种更大的社会效益”。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茅于轼近年写的大多是几千字的经济随笔，以达到他“浅显、科普”的目的。而茅于轼最希望的是政府官员能看到自己的书，“因为他们影响中国的发展”。还有就是学生，“他们有可能是以后的政府官员。”

　　“我在北京的大学全部做过讲座。北大、人大每年去4、5次。学生组织邀请我，我就会去。”茅于轼认真地说，“这是第一位的。”

　　实际上，茅于轼“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所有事情的过程中，如他的同事，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所说：“他诚实、守信用，这些字眼似乎很平常，但在今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实行的。”所以，茅于轼“能和所有的人合作得很好”，身边聚集起了一批共同做事的人。

　　这种想法显然远不止盛洪才有。张五常谈到茅于轼时曾经说：“茅于轼年过70，还在做事，这是很难的，很了不起的。金钱方面他没有什么获得，还在做，所以我很佩服”。

　　张五常排他“做第一”

　　实际上，在谈到中国经济学家排名时，张五常还对媒体说过：“(如果)我排第二？茅于轼，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位张五常口中“排第一”的人，其实最初学的并不是经济。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他自己则是学机械制造。

　　1975年，茅于轼开始研究经济学。“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我的理想是让中国摆脱贫困，富强起来”茅于轼说，“我发现，中国更需要经济学。”

　　到1993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的时候，已经写了很多经济学著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如今享有盛名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现在天则旗下不仅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汪丁丁等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茅于轼介绍，目前天则的一些课题是跟国家体制研究有关的。

　　目前，茅于轼不仅坚持天则所的工作，同时还写书、写文章、讲演、参加讨论、做顾问……他记录行程的小本上写得密密麻麻，每周出差至少两次，每天6点半起床，工作十几个小时。

　　就是这样，茅于轼仍然感到时间不够。“现在我的想法又比以前更进一步了，我希望世界大同，全世界的人都能和平发展、互相尊重，个体独立、自由。”在茅于轼看来，在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遵从道德的基础上，这是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