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存款的比例，但其所缴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量的不到10％。一位“富人”这样说：财富超过一定程度后，必然社会化，而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拉大，其实我们也十分不安，有恒产者有恒心嘛。

　　专项治理

　　因为个税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平，最大的公平是机会均等

　　富人逃税并不是什么新动向。据有关方面统计，2001年中国7万亿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但其所缴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量的不到10％，富人逃税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有人把这个现象概括为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却管不住新兴贵族”。富人大量逃税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额损失，还使得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完全失效，富人更富，导致了“逆向调节”的后果，贫富差距由此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让富人足额纳税不仅事关公平，更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认为：“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劫贫帮富’的嫌疑，影响了社会安定，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应实行结构性调节税收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对高收入者的课税率。”

　　最近国税总局和公安部联手组织大规模的专项治理，矛头直指四大重点对象，其中，高收入阶层偷税、逃税的违法犯罪行为赫然在目，已经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并列。这个活动将持续6个月。

　　面对由刘晓庆引发出的中国“查税风暴”，有人在担心，是否会引发公众普遍的“仇富心理”？有人开始呼唤“给财富一点空间”。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专项治理，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副主任刘桓表示，首先，税收作为调节杠杆，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应当有所作为，尤其是对一些确实有偷税行为的人，更应当严加监管。因为个税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平，最大的公平是机会均等。横向的公平是人人机会均等，纵向公平是不平等的能力的人收入水平也不相同。税制要解决这两个方向的公平。同时，又要解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

　　有钱没错

　　打击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不可否认的是，舆论已经给富人带来压力。几位民营企业老板向记者袒露了自己的担心，“现在的查税风暴让人感到做富人挺难。尽管我们是依法纳税的，但别人看我们恐怕都觉得有问题。大家会不会先入为主地觉得我们都是奸商呢？”

　　税务部门有关人士对这种担心表示，法律同样会给富人或者名人公正。

　　首都经贸大学一位税收专家这样给记者分析，“严格监控富人纳税说明了税源监控是不滞后的，但仇富是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因为按劳分配、劳动致富是国家鼓励的，富裕本身没有错，逃税才是过错。”——

　　刘桓教授分析认为，目前，绝对公平已经被打破，但遗憾的是，人们大锅饭的意识还没有彻底根除。仇富是不健康的。人们不能赋予个人所得税太多的功能，因为税收是双刃剑，如果税率过高，征收不合理，确实会打击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而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认为税制是杀富济贫也是不对的。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就会破坏人的创造性和劳动的积极性。

　　贫富差距

　　“输血”不是脱贫的最佳方式，调节贫富差距要另辟蹊径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主任郝如玉教授认为，在调节贫富之间差距的时候，发达国家主要使用教育这个工具，这是需要我们认识和研究的。给穷人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就能获得高收入的职位，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穷人的地位。最近，国际上有个研讨会，专门研究用教育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值得关注。

　　教授税法很多年的钱晟说：“中国个税法诞生22年了，当前，无论纳税人数还是纳税额，情况都有了很大变化。可是，税务机关的征管观念和手段都没有跟上。”

　　她认为，个税法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财产申报制和它背后的财产评估制度等，都是税务机关“生命中不能承担之重”。

　　胡鞍钢认为，在许多征税办法上，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提高服务，减少手续，培育税务代理等中介机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成为热点，恰恰说明了中国正走在建立依法纳税的路上。”

　　刘桓教授表示，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还需要整体税制互相配合，比如我们是否可以不要把眼光主要盯在个人所得税上，在我们税制设计当中，应当有这样一种税收，不仅仅鼓励他收入，但同时要区分他不同的支出，凡有利于社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种支出，就应当用税收的减和免去鼓励它。如果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如穷奢极侈的高消费等，就应当通过消费税等办法去抑制它。

　　专家解释，正是因为中国现金交易流量大、信用制度不健全等现状，所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不是最大的税种。第一大税是增值税，它占到我们国家税收比重的40％左右。第二大税是企业所得税，第三大税是营业税，第四才是个人所得税。

　　记者发现，专家大多不认为单纯依靠富人给穷人“输血”是最好的方式，而是看好造血。认为造血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帮助穷人找到致富的途径，他们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信报记者贺文华

　　中国“富人”致富四级跳

　　第一阶段：市场化的最早期，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最主要进入这一领域的是待业青年，甚至“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相对文化层次较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以个体户之名而存在。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高收入群体。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告结束。

　　第二阶段：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这一时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的“双轨制”政策是促成这一领域市场化最重要的动因。钢铁、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的差价，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这样就诞生了中国的第二批高收入者。

　　第三阶段：金融领域的市场化。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中国又诞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这一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批高收入者又有不同的层次分别，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然后才是部分股民。

　　第四阶段：知识与技术市场化。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今天的这一过程，比前面的所有过程来得更为迅速。他们成为了中国的第四批高收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