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经济人”与“道德人”哪个更真实?

　　文/南开大学梁正

　　笔者冒昧地认为，厉以宁在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不自觉地选择了这样一种思路：那就是：经济学诸多涉及“公共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道德重整和社会理念的转变来加以缓和，乃至解决。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即人并不是完全“自私”的，或者说，人们的“私心”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加以改变的。我们看到，正是这一点，与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设存在着差异。

　　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经济人”是最为基础的假定。亚当·斯密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市场经济的真正奥秘，那就是：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每个人经由“利己之心”出发，最终却达到了“利他”的目的，从而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最终都得到了增进。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指出：市场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制度装置所组成的“实存”，正是在这些制度的约束下、激励下、引导下，才将人们的“利己之心”汇人了“利他的轨道”。与此同时，人们发现，由于“公共领域”的存在，市场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要有政府，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政府制定的制度来改变人们的“约束”，从而使他们做出“利他”的行为。

　　同厉以宁一样，我们也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自私的，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提高的，利他主义、道德调节在整个非经济领域中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样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在经济生活领域，人们的“利己心”要远远多于“利他心”，“经济人”也要远远多于“道德人”。进化博弈论的研究则发现，只要绝大多数“经济人”尚未被“教育转化”为“道德人”，“利他主义”就不是一种能够胜出的战略。如果说这一认识描述的正是市场经济的现实，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发展国家，它的意义就更为明显了。马斯洛告诉我们，只有在满足了生存需要之后，人们才会去追求归属，才会去追求尊重，才会去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先贤教导我们，“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能利己，焉能利人”?他们所阐释的不正是这样一种含义吗?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种种例子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由是观之，“经济学不讲道德”并不在于它不承认道德的存在，它之所以采取“先小人，后君子”的态度，完全是由于“人人皆有小人之心”的现实。所以，我们认为：经济学的主旨应当在于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它所关心的应当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来“引导”人，而不是如何通过高尚的伦理来“教育”人。这正是我们和厉以宁的分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