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

　　文/南开大学李建标

　　翻阅了胡鞍钢的大部分文论(笔者没有全部看完胡鞍钢的所有文论，有的仔细读了，有的只是浏览)，总体上看，胡鞍钢的研究大纲属于规范式的问题导向研究。胡鞍钢选择的都是一些大问题，在胡鞍钢的文论中，标题带有“中国”二字的大概占90%，像《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波动报告》、《挑战中国》等等。尽管他的研究，在总体上都可以归类为有关中国国情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但仍然让人感到随机性很强，不具备理论上的逻辑一贯性。

　　胡鞍钢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范式一般是这样的：提出一个很大的题目，跟着抛出一大堆数据(有些不告诉你来源，也许需要保密)，最后罗列一些似曾相识的建议。这样的研究也许很对政府官员的脾胃，如若不然，为什么胡鞍钢的建议屡屡被政府部门采纳。胡鞍钢对此的解释是，经济学家的贡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理论上具有原创性，一类是积极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变革之中，而他属于后者。

　　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一文中提到他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时，韦茨曼教授曾问他，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韦茨曼教授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的。后来，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其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

　　钱颖一认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的。

　　学者的方法论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方法论上的东西会深深地打上文化信念的烙印。我国学者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中式文化的长期浸润之下，大多数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这种潜意识下的行为逻辑就是非常高尚的“人民”范式，动辄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胡鞍钢有过北大荒“老插”和华北地质队务工的经历，估计过去的那些思想曾经影响过他。胡鞍钢的人民情节很重，这在他文论的字里行间中经常出现，2002年4月2日他在给笔者的一个E—mail回信中也写道：“……只是一心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在笔者看来，这种“人民”范式，对于经历丰富的学者也许是肺腑之言，但如果用诸于经济学的正规研究，却有着致命的缺陷。经济学家若将这一范式作为自己的理性信仰，那么他所有的分析就不可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了。

　　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这种“人民情节”、“人民范式”的存在，胡鞍钢的工作，更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方法论角度)，而不像是经济学。相对来说，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经济学家更看重前者，而社会学家更注重后者。胡鞍钢非常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公平，他的政策主张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很少考虑这种倾斜的相对效率及其补偿问题。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价值取向，才使得胡氏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上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笔者在对胡鞍钢的观点和理念进行梳理时，有这样一个总体的印象(可能非常片面)，他的研究粗看还行，有些道理，一些政策建议也不乏创造性火花，在实证研究和数据调查上下过一些功夫。但若将这些东西放在比较严格的现代经济学框架下来看，就不免显得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