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社会良知与经济学的局限

　　文/南开大学卿志琼

　　吴敬琏的社会良知在于为民请命的精神，本着经济学的知识，为多数的弱者“鼓和呼”。但是，吴敬琏又是信仰市场经济的。他说：“我自己觉得有数，有把握，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在别人拿不出有力论据的情况下，我不会轻易放弃”。

　　经济学关于理性人假定，对人的理解上侧重点在人之智力——理性上。经济学遵从科学把人当成制造工具的动物，人与动物之差别是“智”而不是人伦之道。无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是在成本一收益的框架内进行比较和计算的。不仅如此，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要求理论工具的简单、实用。当经济学把情感；道德等非经济因素抽象掉后：“节约了爱”，却使人类面临失去心灵的境地。

　　吴敬琏已意识到经济学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目标建立的艰巨，吴敬琏没有时间反思他所信仰的市场经济及其理论，只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也许吴敬琏认为，对中国这样受传统计划经济影响很深的大国，首先需要的是树立市场的权威。但是我们分析市场经济及其理论“恶”或“不足之处”，不是为了证明不搞市场经济，而是为了分析市场经济及其理论特点(像吴敬琏在指出泡沫经济的危害时，对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分析一样)，防止产生“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综合症”。

　　吴敬琏的社会良知从我们的立论角度看(经济学家仅“教人以智”和“为民请命”还不够)，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但在行动上，他超越了自己所信仰的东西。中国自古以来“为民请命”是少数，中国人追求的铮铮铁骨之士是一个理想人格。吴敬琏用行动克服经济学的局限性。人性的提升和开拓需要像吴敬琏这样的实践者。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没有对现代经济学的特点作进一步反思，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人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未加反思或者未被注意，导致其行为与他所信仰的市场经济理论的矛盾。我们希望信仰与行为的统一，而不是信仰和行为的分裂。从吴敬琏的行为与信仰的矛盾中，说明吴敬琏的行为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也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如果善就是“内德于己，外德于人”，那么吴敬琏做到了。吴敬琏毕竟是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信仰市场经济，但是他的根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中国经济学如果要在新古典经济字的基础上有所超越，那么必须经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阶段。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是以分析和研究人见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