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合作金库银行是仅次于台湾银行的第二大商业银行,李纪珠是这家银行的常驻监察人(即监事会主席),她是续任,此前曾经当过三年的“主席”。监事会行使监督董事会的“独立职权”,几乎每个礼拜李纪珠都要参加合作金库银行的常务董事会议,对于她来说,在银行的财务报告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是“最神圣”的权力。
财经界历来是男人的天下,看似“纤弱女子”的李纪珠生性灵透,凭仗着聪颖的天资 、积极的人生态度,她在台湾堪称一枝独秀。李纪珠一向注重人生的过程,她说:“有机会依照自己的意愿来组合自己的人生,是最快乐的事情。过程比结果来的重要,我不奢望一时显达,只求人生足够精彩、足够丰富。”
“研究经济让我感性、理性皆俱”
追忆历历往事,李纪珠格外感激母亲给了自己一个快乐、欢畅的幼年,“母亲对我的要求很简单:健康、快乐就好。最让我怀念的是在兰阳女中校园草地上唱民歌,竹林里吹着晚风,自在地读书,‘疯看’琼瑶的小说。大学之前,我的日子无忧无虑,完全没有考试的压力。”
在乡下念女校的李纪珠对数理课偏好有加,女校里教授数理课程的女老师非常少,高中毕业前夕,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李纪珠说:有一门科目叫“经济”,用了很多的数学,你学起来应该很快乐,不用背书那么痛苦。坐着火车到台北参加“联考”,豆蔻年华的李纪珠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可真正读起“经济”,还是不太喜欢。大学期间,李纪珠把大量时间花在了青年社团活动上,读了不少工科的书籍,甚至暗地里想着调换专业,还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工科的研究所,把老师们着实吓了一跳,极力劝说李纪珠。熬到大三,李纪珠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多少还是有点心虚、不踏实,觉得经济学似乎没什么用处,既没有财会那么“专”,也没有企管那么“精”。但冷静地回头想想,“浪掷”了三年的大学时光,实在可惜,李纪珠决定好好去念经济,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开始,重新来读。读完西方的经济学典籍,顿悟之后的李纪珠猛然发现经济学原来是这么生动活泼,如此饱含哲理。
26岁那年,李纪珠获得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台湾最年轻的女经济学博士,并获最佳博士论文奖。李纪珠庆幸当年没有意气用事转投了工科,“工科太冷了,不像经济学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后来我去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那里的教授有意让我留下来,在我看来,做经济学研究还是应该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美国的失业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研究题目而已,没有真切的感觉;可是如果在台湾,失业率增加了0.1个百分点,我都会很深切地感受到,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有失业啊。这样,我的经济学研究就有了一种关怀在里面。我以为,经济学是一门带有强烈社会关怀,感性且理性的科学,而我是一个感性、理性皆俱的女人。”李纪珠说。
“如果人生可以规划,我希望自己快快嫁人。”
“我的人生从不做规划,我不相信人生可以做规划,如果可以做规划的话,我希望自己快快嫁人。”说完这番话的李纪珠朗声大笑。“做好当下最重要,当各种选择机会降临的时候,你能把握住一个对自己影响至深的‘选择项’,这就足够了。”
早过而立之年的李纪珠很自然地变得慎独、擅思,她喜欢听音乐会,古典的、现代的统统都听,家里的CD摆满了一面墙;闲暇时分逛逛画廊、转转书店,自得其乐。生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李纪珠的感情生活一直是空白,谈及感情,她说自己最羡慕的是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伴侣默契。李纪珠家庭观念很重,无论在大学里做教授,还是来北京“客座”,母亲都陪伴在侧,在李纪珠心中,母亲重于一切。
10年前,台湾的“财经国师”林钟雄先生亲率金融考察团造访内地,李纪珠随行,那时她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访问内地。广州、深圳、福州、上海、北京,由南向北一路访察,历时15天,当年的切身体验让李纪珠永难忘怀,“我感到内地的经济在‘动’,充满生机地跳动。这种‘动’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追问我们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怎样才能发展得更快。尽管当年物质条件还很差,但上至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在强烈地追求经济进步,那种蓬勃的成长欲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说到遗憾,也是有的,那就是因为时间原因没有机会下到内地农村,看看内地最基层组织的生活状态。”
其后,李纪珠大约每年都有一次机会来内地跑一跑,四处看看,或独自一人,或带着一个企业团来,因为学金融的缘故,上海总是必去的城市。
两年来,李纪珠以北大朗润园为“基地”全方位地体察中国经济,在北京呆得久了,逐渐掌握了京腔里难度很高的卷舌音,李纪珠深觉得意。李纪珠对记者说:“感性地发现,理性地研究,我个人对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非常感兴趣,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到现代的市场经济,这在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实物范本。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它的改革成功与周遭国家及世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不论从经济理论的研究,或是从全球经济发展而言,都相当的重要,我对这块土地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多年以来我对内地的经济研究一直存有着高度的热情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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