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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形成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政府的行政手段强制干涉形成的，也不应该用某些强制手段改变这一自然的规律。”除了承认这些，一个成熟社会还需要什么？
回龙观的混居“试验”
龙泽苑，位于回龙观文化社区北部，是由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和北京市政府牵头，与美国住宅部合作的一个商品房项目。作为“康居工程”的试点项目，合作双方都希望，能够借鉴美国建筑技术和规划理念在该项目成功运用，以此推动中国住宅产业的发展。
在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美国答应捐赠中国一栋住宅楼，这栋楼里，有10套住宅将被拿出来低价租给低收入家庭——而同期开工的其它住宅楼则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运作完成。
据建设部住宅产业中心的副主任童悦仲介绍，签署该合作协议期间，美国正值克林顿政府执政，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行一项新的住房计划，希望新建社区能够让各种收入阶层、各种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个社区里混居，意图通过该计划的推行，打破已长久存在的美国城市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的明确区隔。
克林顿政府的该项计划由美国住宅部具体实施。在与中国建设部的合作中，美国住宅部自然也希望把混居的理念推行到中国来。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更迭，美国住宅部无法再提供足够的资金实施回龙观龙泽苑项目，混居实验，也随着美方的撤出，而被开发商——北京市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毫不犹豫地终止了。
“那栋楼没有明确的定位。”在嘉鸿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威看来，如果混居也是一种定位的话，那无疑是最糟糕、最荒唐的定位。从一开始，开发商就对美国人的天真持反对态度。
“美国人也知道有问题，所以他们只计划在赠送的楼里实验10套，”杨威说，“按照较低的租金出租，是一种政府行为，如果单独由开发商来完成，开发商承担不起这个费用。”
乌托邦的理想
美国人不是傻子，他们比中国人更清楚所谓的品牌、定位和利润最大化。美国政府推动混居计划事出有因：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泾渭分明，不同人种、种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也各自聚居一区。由于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区域里，各个阶层、各种文化背景的社区和家庭之间彼此较少沟通，很容易形成社会对立，尤其是在贫富之间、不同种族之间。比如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暴动，就是因为不同社区之间互相比较，长期累积的很多怨恨引发的。
“我们不能眼看着一座城市里噩梦和天堂如此鲜明地并存而无动于衷。”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逐渐出现了一批规划设计师和社会工作者，希望创造一种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人混居在一起的社区理念。但20多年里，先后由民间和联邦政府推动的混居计划收效甚微，不仅有富人区和贫民窟之分，甚至同一阶层还有白人区和黑人区的区别，很多社区最开始被设计成黑人、白人混居。但等到黑人们渐渐搬进以后，白人们就逐渐撤离了社区。
美方设计师在龙泽苑项目中积极推进这一理念，显然是注意到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富人区的雏形，希望中国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在富人区和贫民窟尚未分化的时候，就能及时遏止，避免未来像美国一样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但即使在最讲究社会公正和大同理想的中国，美国设计师的混居实验，效果仍然不佳。
首先表示反对的自然是地产商，曾经做过京城许多楼盘的市场推广和销售的，贡院六号的策划者，北京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童渊，基本上可以代表地产商的观点：“我打个比方，你去上海能不能听不到上海话？当两个上海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话？如果有5个上海人和一个北京人在北京碰到一起，他们会说什么话？他们肯定都会说上海话。”
“混居——那怎么可能呢？”童渊对混居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可以理解，如果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如果没有进行市场细分，那地产商们该如何盖房？如何卖房呢？
专家学者们也同样对混居的理念表达了不同意见。“乌托邦式地企图实现社会大同的发展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经历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胡大源说，“但其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反而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后退。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否则一定会遭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惩罚”。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也无意中做过类似的混居‘试验’。”据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介绍，清华的教职工宿舍楼本来是分为教授楼和工人楼的，但工宣队责令必须打散这种居住方式，教授和工人都要住到同一栋楼里去。结果教授和工人过得都很不舒心：教授的女儿每天要练钢琴，对教授一家人来说，音乐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教授的隔壁住着一个木工师傅，木工师傅每天下班回了家，仍然有空就摆弄他的锯子锯木头，对他来说最好听的声音莫过于锯木头。“两个邻居彼此都很不理解对方，为什么对方每天都能忍受那么难听的噪音？”
尹稚强调，混居是一种社会理想。“作为规划师，包括我们在内都是有这个社会理想的，不希望社会分化太严重。”但他指出，如果采用分配制的方式，可以强行推行这个理念，“只是现在是自由市场，通过市场来自行调节，我不知道这位先生打算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行他的理念？”
劫富济贫和富人的快乐
“富人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形成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政府的行政手段强制干涉形成的，也不应该用某些强制手段改变这一自然的规律。”胡大源说，每个人都会寻找适宜自己的地方居住，很多富人因为选择了条件类似的小区居住就形成了富人区，“既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社区，就由它去吧，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决定它的发展趋势。”
虽然美国设计师混居的理念没能在龙泽苑项目中实施，几乎每个受访着都有着与胡大源同样的宽容心理，但他们也都承认，美国人的忧虑也不无道理。这种危险不独在美国存在，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地价飙涨，在短时间内房价翻了3倍，很多人买不起房子了，以至后来在几个小学老师的带领下“万人夜宿中孝东路”，每天晚上在台湾最贵的地皮上露宿街头。
“住房不同于其他的商品，是人心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曾经在美国从事多年相关研究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首都发展研究院柏兰芝博士指出，富人区就是社会阶层区隔的空间表现，“有关富人区的讨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的社会已开始分化”。
在今天的北京，“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几个大的板块”，柏兰芝分析，“东部、北部以及西北部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富人区的集中地，但是在南城和西部的一些地区发展缓慢，很多经济条件不算太好的人居住在这些地方”。
富人区和贫民区的严重分离，不买账的可能并不仅是穷人。在中国因为富人聚居区的出现时间尚短，或者说尚未形成真正的富人区，大多数富人们还在体验比其他很多人富有的乐趣。但在美国，很多富人认为地方政府没有力量维护他的安全，所以就把他们的住宅区圈起来，自己雇佣保安人员。美国政府因此开始担心，这种社区越来越多，富人们会因为自己还得花钱雇人，所以就开始抗税。柏兰芝说，这个问题近两年在美国西海岸地区，已经引起了比较普遍的争论。
富人区的大规模出现还会带来另一个危机：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中国是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土地资源作为惟一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显得尤其宝贵。”尹稚的不满溢于言表，“作为规划师，我们很痛恨在北京市郊出现的这种密度非常低的住宅区。”
地产商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哪个首富不是早上6点钟起床？既然买不起房子，大家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努力工作，”童渊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希望有一天大家都能来买贡院六号的房子”。
这当然是狡辩。严肃的学者们更多的是希望政府能够从调控上考虑解决方式。香港号称是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可是有50%以上的人是住在政府提供的住房里，新加坡更高达80%。这些从来都是市场经济的地区，政府却拿出大笔费用解决老百姓的住宅问题。“富人区在自然地理上可以慢慢形成，有钱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条件把周边的环境建设的好一些。”柏兰芝认为，而对于一些比较差的地区，政府的投入很重要，要尽量把公共设施做的好一些，使各个地区都能提供较好的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城市设施和城市功能，“在这些方面使各个区域达到平等”。
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通常国外的做法是，兴建高级住宅区，必须付出多出几倍的资金来获取土地，同时政府收取高额的税赋，多出来的这部分收入，用以促进贫困人口的住宅建设或者为其建立相应的公共设施。
“无论政治制度如何，劫富济贫的方法在任何国家都行得通。”尹稚说。现在北京南城和东部、北部的差距拉大，原因是“政府的调控力度显然不够”，尹稚一语道破天机：“政府本应该通过高价出售给富人土地，获取大量资金来给条件较差的地区改善公共设施，提高城市服务，但是以前协议转让的方式使政府并没有收回应有的资金。”从今年7月起，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取消协议出让方式，所有土地交易一律采用拍卖和招标的方式。
“一般来说，国家关心公民住宅，通常不应对高收入阶层的住房有太多的限制，主要关注的都是低收入群体，帮助其提高居住质量。”建设部住宅产业中心的副主任童悦仲说，“富人有富人的权利，穷人也有穷人的权利，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够相对均衡，只有付出更多才能享受更多，这是一个成熟社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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