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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李慧莲 本期嘉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富人逃税根子在制度约束不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记者：逃税在国际上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尤其是富人逃税。是不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本身有什么问题？
贾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事情我们尚不能简单地比照国际的潮流与套用国外的办法。还要看我们自己具体制约条件下较合理的框架怎么搭，中国特色怎么体现。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像小平同志说的，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具体的路径又是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这里应该既要体现调节，又不能把调节走到一个极端上去。现阶段特别突出的问题是，我们个人所得税的税制在管理条件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只能实行分类的个人所得税。现在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有11个类别。
本来按税制设计，应该是把税负的更多部分落在富人头上，但现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确实出现一种情况，即工薪阶层的税收约束比较硬(因为有工薪发放环节的代扣代缴制度)，而富人的税收约束比较软，就是富人偷逃的比例更高些。最典型的就像前段时间国务院领导批评的，富豪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10个人几乎都没有交个人所得税。这与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对税法的了解和纳税意识有关，也和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缺乏很有效的配套有关。比如在财务会计制度方面，本来应该有个制度屏障，不能让私营业主把大量的个人高收入放到生产成本支出里面去做帐。但现在看来这个制度屏障是很不严密的。所以应该在制度方面更多地想办法。
记者：具体是指在哪些方面想办法呢？
贾康：需要建立比较严密的制度。发达国家经验是利用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把个人纳税号码和他的社会保障号码合起来，成为记载和体现他就职状态和收入信息的号码。借鉴这一经验，在我们国家就是应考虑把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社会保障号码与税号合而为一，这样，在计算机里，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实名下的独特的惟一的号码，那么他所有的收入信息，都应该在这个号码下累积起来，体现出来，管理部门无论从征税角度，还是从社会保险资金积累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管理部门控制人员存在状态的角度，都能够很好地掌握。
发达国家这个社会保险号码是终生不变的，无论换多少个工作，他所有的收入情况，及社会保险里按法规累计起来的资金情况都跟这个号码走。我们国家按理想设计看，应该往这方面靠近，如果有了这样一套基于先进信息处理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控制体系，税收征管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偷逃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从现在来讲，我们先要做的就是应大力发展已经开始实行的金融实名制，另外要研究如何推行财产登记制度和所有金融资产账户的计算机联网。在实名制的条件下，一个人所有的金融资产及资产生息情况都可以调出来合在一起，这样就可能提供一个前提，即我们可以从目前分类的个人所得税走向综合的个人所得税。一个社会成员在实名制下，其所有收入累积在一起后，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我们一下子还做不到。但应当经过各方面的配套建设，逐渐接近这个目标。
记者：您认为配套建设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贾康：当然有很多方面、很多事情要做，光是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金融资产以外，不动产及其他的资产收入比如租金等收入，都应该合在一起，使一个人在一个时间段的总收入能够计算出来，然后对这个总收入征税。
很显然，我国现在很多方面的管理亟须解决配套的问题。现在要做这些事情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十分完善的状态，那么重点可以从高收入阶层开始。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已有了一个框架，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各个单位的代扣代缴制度都在执行，所以形成现在的状况：工薪阶层要想偷逃个人所得税比较难。当然也有一种新情况，即工薪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工资外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往往是没有代扣代缴制度严密覆盖的，如何管理覆盖这部分也应该是下一步工作要考虑的。
总之，当前的重点还是应当从高收入群体、从富豪们开始。
不赞同“运动式”制度建设，“打击富人偷逃税与财政收入减少”的联系不大
记者：关于国家最近加强对富人偷逃税的打击社会上有很多猜测和议论，您对此怎么看？
贾康：对富人纳税征管工作的加强，正好体现了我前边所说的工作重点，道理上也应该是这样。因为一个税制要想完善成熟，必定要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首先要抓住最主要的，才能产生综合导向的作用。既然我们现在已有了一个工薪阶层代扣代缴的框架，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偷逃明显低于先富起来的阶层，那么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注意解决高收入阶层偷逃税的问题上。
记者：有人认为，当前打击富人逃税好像是在搞一场批评运动……
贾康：不能把制度建设等同于搞运动，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当前媒体特别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自然会有大量的报道，显得热度很高，但从管理部门来讲，要建立制度必须扎扎实实做才行，搞运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记者：您觉得像现在这样做能收到预期效果吗？
贾康：当然，我们的制度是一步步建立的，一步步完善的。我们现在有金税工程、金关工程等等，都是结合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发展的。
记者：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近期加紧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与我国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减少有关？
贾康：我不认为这种联系有太大意义。这是人们从表面上得来的一种感觉，实际上不可能考虑主要靠个人所得税来解决我国财政收入问题。这几年个人所得税增幅比较大，但它在我国财政收入里占的比重仍较小，它当然能够提供财政收入，但这个税种更重要的功能是要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来体现比较有效的收入再分配。
记者：即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收入再分配方面，为了体现公平。
贾康：公平也是比较复杂的概念，有结果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个人所得税是在结果方面把最后的格局往比较平均的方面拉。更准确地说，它是往“均等”的方面体现一定的导向。
中国纳税环境需要整治，偷逃税方面的“橘生淮北”水土说也不无道理
记者：除了制度原因外，很多人认为当前的逃税现象包括富人逃税现象与中国当前的纳税环境有关，甚至有“橘生淮北”这种水土说，证据就是一些外企在本国非常守法，在我国却有偷漏税行为，对此您有如何看法？
贾康：这的确有环境问题。一个外企在北京干了几年，如果发现只有自己公司老实交税，其他公司都不这样，那他也会倾向于不老实交税。
记者：仅仅是环境影响吗？或者是说我们的环境不适合守法企业？
贾康：要从经济分析上来讲，所有人都希望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发现自己偷逃税而受惩罚的可能性很低的时候，它就会倾向于偷逃税，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其实西方国家也不断有税案，只不过它们的管理更严格，对偷税的惩罚很严厉，社会各方面对此的关注程度比较高，所以年复一年下来他们的征管和纳税环境就比我们细致、严密。
记者：这是否说明我国在对偷税的惩罚制度方面有不足之处？
贾康：对，应该说由于不严密、不严厉便往往形成法不责众吧。现在就要先从重点做起，先从抓富人偷逃税开始。除了靠制度来解决面上的问题之外，还得有具体税案的依法惩处，起到警示作用。警示、震慑和潜移默化的意识培养，应当结合在一起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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