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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畅,实习生 沈娅鑫
本周二，一项针对“20年期国债回购”的禁令被悄悄解除。尽管做出这一决定的财政部有关官员用“很普通”来评价其影响，但此间观察家却认为，“取消禁令是管理行为走向规范的表现”。
2001年7月31日，财政部在深、沪证交所分销20年期国债，这是目前中国期限最长并可在证交所交易的国债。当时，深、沪证交所公告称：“期限20年，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票面年利率4.26%”，“本期国债发行总额240亿元”。
随即，这期国债便“遭遇激情”，出现了投资踊跃、需求强烈的市场走势。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说：“这期国债，如果票面年利率定在3.7%比较合适，票面年利率达到4.26%，显然高了，没有理由不需求强烈。”
为此，2001年8月9日，财政部国库司以便函形式通知，“上市后，交易方式首先为现券买卖，回购交易起始日将视市场情况安排”。这实际上宣布冻结了“20年期国债回购”。回购，就是抵押，即持有者可以将其进行抵押融资。禁止回购，束缚了很多投资者的手脚，使其无法通过抵押获益。
有关专家解读这一举措，认为财政部的本意是“抑制需求，防止价格过高”，进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但是，禁令一出，即引起争议。当天，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与同事议论此事，便“忽发奇想”：“我们可以上法庭状告财政部啊。”
他说：“我是研究国债的，就想试一试，能不能用法律途径，来促进决策者行为科学化。”
为此，他六赴北京，踏进了北京市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没得到是否立案的答复，但谢百三却被邀请到财政部做客。谢百三观点极为明确：“即使初衷是好的，即使有一千条理由，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他认为，财政部国库司的禁令违反了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条例。因为，根据国务院1992年颁布的“国库券条例”规定，国库券可以用做抵押。
一位行政诉讼法专家告诉谢百三，世界各国很多行政诉讼都是私了的。谢百三受邀四进财政部，不断与有关官员探讨“解禁”事宜。为此，他自己花的“差旅费”就达1.8万元。也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有关官员表示想办法“尽早解禁”。
有关观察家表示，一年中，20年期国债价格从108元攀升到117.06元，截至今年7月31日上午，依然徘徊在113元左右。作为证交所较为活跃的债券，它具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也会控制在合理范围。市场形势已然“胜券在握”，因而，借发行一周年的东风，宣布解禁，也在情理之中。
昨天，从互联网上得到这一消息，谢百三激动不已。他评价说“这是明智之举”。在慨叹“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之后，他说：“目前，由于财政部做出解禁决定，我状告他们的标的已不存在，因而，这个官司不打了。”对此，谢百三解释了自己的初衷———“花自己的钱，买个促使决策科学的案例”。
至今，他对当初财政部国库司“便函通知”也有不同理解。他认为，财政部不是证监会，不是证交所的主管部门。他们的一纸通知，充其量是发行部门的建议或者意见，对于证交所如何分销国债并没有约束力，况且，国家对此早有法律、法规约定。退一步说，即使出台禁令，也要由国务院批准，因为，国务院是“国库券条例”制定部门，没有其授权，是不能随意颁布禁令的。财政部国库司做出此举，也许真是出于“约束债券价格”的无奈。但从理论上说，上市交易的债券价格应由市场自由浮动。
今天，财政部国库司有关官员说，作为政府部门，做每一件事都是从长远考虑，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至于是否牵涉纠错和依法办事，这位官员不愿评论。
此间观察家表示，此次解禁，显示了债券市场管理政策的延续性、一贯性，也显示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与信誉，对于“金边债券”———国债来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好消息。(本报北京7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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