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功

　　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制订？这是一个典型的行政能力和方式的问题。中国企业界虽然执行过、经历过无数的经济政策，但对政策的制订过程提出疑问或建议的，则少之又少。是没有问题吗？不是，更多的是我们身在其中，恐怕已经麻木了，从“顺其自然”发展到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了。

　　其实，对于经济政策如何制订，世界上一向存有两种不同的路数。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现在的路数是一种游击队式的路数，还有一种路数，则可算作是正规军的路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游击队式的路数并未有根本改变，政策的制订过程依然着重于执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大方向及战略都很明确，不明确的是能否得到真正的执行。于是，大量在政策推出过程中的工作其实是在动员，提出各种要求和标准，以确保政策可以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政策制订过程的本身，则被实际置于次要的位置之上。

　　正规军的路数展示的则是另一种方法，就是利用市场来帮助制订政策。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引入咨询方式就是这样的作法。例如在香港，近期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香港的股票经纪商现在是不可以随意向持有投资组合金额低于1600万元的散户兜售生意的，于是香港证监会希望把界限降低至800万元，以便能增加市场上的专业投资者数目，也使得证券经纪商的生意空间可以扩大。这当然是好事，但如何做到呢？要在国内，可能就是发个文件算了。但香港证监会是如何做的呢？他们采用了咨询方式。首先公布了一个咨询期，由于利益相关，在咨询期内，证监会收到了10份免费的、专业的正式建议书，得到了市场或业界的意见，并据此做出了最后的决策。

　　在这一政策的制订和推出过程中，最后的结果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透明度很高，经济政策的制订者不但已经事先知道了业界的想法和意见，而且对政策推出之后的情形也有了清楚的把握，各种被动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显然已大大降低了。这种作法就可以说是正规军式的作法。在国内，类似正规军式的作法，中国证监会也曾试行过，就是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可惜后来就无下文了。至于其他的部门，则完全没有过。

　　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等于在国际上肯定了中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就市场背景和环境来看，竞争代替了过去的计划，这不但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是同样明显的。今后，经济政策在制订后很难进一步去动员企业执行，除非企业可以了解经济政策的益处和目的，然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产生执行的驱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情况已经很明显，因为就算对国有企业还可以沿用动员的路数，那又如何在开放的形势下，动员数量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呢？难道国有企业执行的是一套经济政策，外资企业则可以执行另一套吗？

　　事实上，种种情况早已表明，我国经济政策的制订过程亟须进行现代化改革，这种改革本来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忽视了这样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很容易受到重创。现在，我们已经有勇气承认错误，过去推出的国有股减持方案被断然中止就是一例，为什么今后我们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对经济政策的制订过程进行改革，大大增加其透明度？

　　我曾提倡过经济民主化可以先行一步，其主导思想就是要提高经济政策制订过程的透明度，现在我依然是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样做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我们不能一提“民主”就打冷战，无论是非，一律搁置一旁。要知道，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也是有成本的，有的成本可以立即看得很清楚，有的则要很多年以后才能感受得到，但出现政策成本则是肯定的。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对三线建设政策的质疑；在今天，我们也有过开发区热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最后谁来承担这些政策成本？还不是现有体制和老百姓！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只能面向未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适应市场的发展，使政策成本最小化。这是历史的选择，市场的选择，因此也是必然的选择。(作者为安邦集团研究总部策略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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