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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的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报告既有喜也有忧。好的方面是上半年中国GDP增长速度达到7.8%，这个增幅甚至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让人担忧的是农民的收入增长依然缓慢。上半年只有5.9%，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17.5%，明显高于农民。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不无遗憾地说，“除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偏低以外，其他各个方面的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都是协调的”。
邱晓华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超过16。以2001年为例，农民平均收入为2366元，扣除40%的实物性收入，货币性收入只有1800元左右，再扣除用于再生产的支出，农民可支配收入仅为1500元左右。而在同一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为6860元，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相比为12.7。若按农民的货币性收入计算接近14。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还有许多福利性收益未计算在6860元的收入中，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超过16。
连续几年来，农民收入只有4%左右的增长，相对于国民经济和城市居民收入都在7%以上的增幅，8亿多农民的收入增加确实慢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无法扩大支出和消费，直接导致社会生产相对过剩，城市经济受到影响，城镇居民下岗增加。
多年以前，周其仁教授将此局面比做一个“转盘子”的杂技节目——桌子上的第三个盘子还在转，但是第一个盘子越转越慢，甚至快要倒了。那些盘子是不能完全独立自转的，农民收入这个盘子转得慢了，其它盘子的转速早晚要受影响。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扩大内需”的关键正是人口占多数的农民。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得益于包产到户的农民刚刚赚了一点钱，他们用这些钱购买工业产品，使城市工业和乡镇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但是，在90年代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购买力急转直下。遗憾的是，中国经济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往往被所谓“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一言以蔽之。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外向型经济上，当国际市场出现低潮，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城市经济必然遭遇打击。一片惶恐之下，我们才又会想起“三农”问题。有学者指出，当今国民经济种种不利因素，主要是被农民收入问题给“憋”出来的。不过，怎样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始终是言人人殊，困坐愁城。
依靠农业增产和农产品提价来推动农民收入提高，显然已不合时宜；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农村需求、消化过剩生产能力，依然存在争议；通过城市化解决城乡二元分割问题，至少不会立竿见影；推行“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固然可收一时之效，但农民不可能参与制度安排的协商与谈判，从长远看，也非治本之策。我们认为，入世之后，农业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必须迅速找到一条更加有效和实用的途径。
我们至少应该思索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包干”没有给农村经济带来持久的发展动力？这是否与土地承包制只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但农民没有得到明确的土地产权有关？可以说，现在的土地并非农民的真正保障，只有当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以及与此相应的人身自由权，“三农”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我们应该有勇气尝试改变那些应该改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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