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方新/文
东莞的当务之急是内外并举，在国内形成强大的资本、产业群支撑，通过自身的整体强壮，赢取高科技时代的对外招商引资之争。
目前，东莞各界正主打“三张牌”——依靠城市牌、外资牌、民企牌来实现产业升级 、再造新东莞。可以说，这是一个整合当前优势和未来潜力的战略。但笔者认为，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有一张牌具有同样重要的功用，那就是“对内开放牌”。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说“世界的东莞”一点也不为过，东莞充斥全球的“贴牌商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东莞对外商的吸引力始终很大。但从国内来看，目前的东莞还只能算是“广东的东莞”。这一点，不能单纯地看出口数字，而应从东莞的战略视野、与广东各地的经济依存度、在港、深、穗三地中的中转地位、对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上求解。于是，这中间就存在出一个明显的断档，那就是“中国的东莞”(指城市发展战略立足国家视野而非一个区域，并在国内有较强的产业带动能力)。
东莞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的东莞”？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在当时，东莞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时，自身的资本已经较为雄厚、赢利颇丰，会对其他资本的介入产生“分羹”的担忧和本能的排斥；二是在城市战略制定上，长期以“珠三角、对外辐射”为战略取向，相对淡化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产业关联。即便有，也大都停留在吸引廉价的劳动力(目前该市500万的外来人口已是当地人口的5倍)、向国内出口转内销等较低的层次。
上述取向埋藏了很大的风险。过于依赖“三来一补”、过境资本过多而缺少当地化的优质资本，无疑会使自己成为无根浮萍，世界经济增长时，订单就多，出口也就多；经济衰退时，订单就少，出口随之减少。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一战略曾被炒得很热，但最终没能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正说明了其中的风险性。
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对高科技项目的引进，而引进高科技项目，人力资源状况及城市的整体素质已经成为关键。当年香港的发展对东莞有借鉴之处。
20世纪中叶，香港只是一个转口贸易港，缺少本港资本与实业。但当一批华资财团兴起后，便开始了与英资财团如怡和系、渣打银行等的争夺，结果形成了强大的本港财团支撑下的金融及加工业体系，再加上大陆的资本通道和加工基地的后盾，结果，其国际贸易港的地位相反更强了。
那么，东莞该怎样实施对内开放呢？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抓住：一是加大对国内资本主要是优质资本的开放力度，二是站在“中国的东莞”的角度进行自我定位，并建立与其他开发区的“优势互补、劣势弥补”关系。
目前的东莞，多年来缺少对内高层次的开放，这是影响其“二次辉煌”的瓶颈。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不放弃外向型优势的前提下，在国内形成“资本洼地”，组建强大的当地化资本，收资本带动下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循环之效。
如能达成这样的洼地好处很多，一则，建立起“资源大通道”后，会摆脱东莞目前“高级人才不愿来、信息相对闭塞、自主技术缺乏”的窘境，弥补自身“天然禀赋”的缺陷；二则，可以在对外开放中变被动为主动。东莞的起步模式，有“被动合作”的成分，毕竟“三来一补”中“来”什么的选择权不在当地。这就需要打破“筑巢引凤”的思维定式，不仅筑巢，还要育凰，这样才能出现两情相悦的“凤求凰”。这个凰，就是由本土资本(包括吸引来的落户资本)支撑的、技术含量高、有竞争力的东莞企业群体。
而站在全国的高度进行定位更可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其核心为“变竞争为合作、优势互补”。目前，困扰东莞的问题之一是来自国内其他开发区的竞争，许多准备投资或再投资的外商把资金、把一些好的、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投到了其他开发区。也难怪，停留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层次的合作，肯定是最不稳固的合作，而建立起协作关系以后情况就会大为改观。东莞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和产业链完备的优势，与占有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空间优势的地区合作，形成一种“大引资”格局，根据各自的优势享有各自的权益，同时弥补了各自的劣势，这样，中国东部的对外开放情形会为之一变，大河有水，小河也就常流了。
另外，东莞如何使自己设想的“新型开发区”——松山湖开发区尽早上市也十分迫切，这是对内引资、建立资本平台的快车道，也是在产业升级之初就应当优先考虑的。
当然，这里面的困难也是不言而喻的，如，珠三角地区诸多分散在民间的资本如何形成合力、如何打破来自家族、地域的阻力等。在吸引多渠道资本，以及衍生而来的技术、人力参与自身产业升级的初期，这是对政府控制力的一大考验：一是介入的考验，介入不够还是一盘散沙；二是退出的考验，不及时推出又会遏制资本的天然活力。现在，东莞当地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建立松山湖开发区就是为了吸引优质资本的进入，同时以此带动优质的技术、人力、产品参与到自身的循环中。
但蓝图能否变成现实，归根结底还在于实现战略意图的决心和能力，而起爆点则在于可行的切入点。“对内开放”不妨一试。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