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许小年本周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再次强调：在需求并不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如果继续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恐怕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过剩的生产力导致厂商在市场上根本没有定价的力量，这是物价下降的根本原因

　　本报记者魏璇

　　“中国的通货紧缩是供给过剩的结果，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供求关系，通货紧缩的形势还将持续存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必须大力推动微观调整的重要时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经济学家许小年本周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再次做出上述判断。

　　其实，早在1998年许小年就提出这个观点，而并未引起管理层足够的重视。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前5个月，尽管中国经济同比增长超过了7%，但消费物价指数(CPI)却下降了0.8%。“中国经济确实处于通缩状态，但通缩与增长并存，说明通缩的主要原因并非需求不足。”

　　经济学界对通货紧缩的成因一直存在两种认识。一种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价格下跌，从而造成通缩。而另一种认识则认为，市场供给充裕的状况下，厂商为了保持市场份额而竞相降价。中国现在面临的通缩，从本质上看，属于“供给过剩型通缩”。

　　通缩的本源并非需求不旺1997年12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后，1998年和1999年已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000年则微升0.4%；2001年价格走势依然低迷，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0.7%；进入2002年以来，1-5月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更下降0.8%。

　　“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有所反弹的时候，我们曾提出这个数字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已走出了通缩；而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两个季度下降，也不能说明通货紧缩有所恶化——不但没有恶化，可能还有所缓解。”许小年分析认为，造成通缩的原因从长期看是市场供给过剩，厂商竞相降价——在家电行业表现的尤其明显。

　　许小年同时认为，从中短期看，影响中国价格走势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在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中，占消费26%的服务业的价格上涨速度由于受到政府的限制而迅速下降。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服务业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通胀率，因此一直起到支撑物价指数的作用。但2001年下半年以来，服务品价格通胀水平下跌至2%-5%。需要解释的是，服务产品价格下跌主要因为与教育相关的价格下跌。资料表明，与教育相关的费用2000年增长了28.8%，1999年也保持了19.2%的增长率。由于家长的抱怨，政府在2000年发布文件禁止学校乱收费，并且在2001年再次采取措施限制任意提高有关费用；其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从而拖累了中国物价指数。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水平越来越高，国内生产资料价格随之波动也越来越明显；其三是食品价格水平的回落，大概有2%左右。其中蔬菜、鱼肉禽蛋等产品的价格下降更加突出。一般地说，食品的需求弹性很低，不管发生怎样的情况，公众对食品的需求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食品价格发生很大波动，一般都是供给因素引起的。

　　“实际上，通缩的局面在2002年上半年有所缓解。”许小年解释说，扣除食品和服务品，尽管价格仍在下降，但下降的幅度逐渐缩小。

　　今年前两个季度，中国的GDP增长比去年高，预计下半年也会好于去年。许小年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将促使通缩状况好转。因为这将促使需求增长，有助于扭转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状态，进而缓解通缩。不过他同时指出：“只要宏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经济仍然难以走出通缩的阴影。”

　　扩张的宏观政策会加剧通缩“总供给过剩”的判断从两个指标可以得到证实：一个是国家经贸委对603种工业品的调查表明，供大于求的产品达到83%，剩下17%的产品供需“基本平衡”，没有供不应求的产品；另一个指标是生产能力利用率。1995年中国工业普查的数据(每五年统计一次，目前还没有2000年的数字)表明，主要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62%，也就是说有40%的能力是闲置的。而在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利用率一般在80%以上甚至更高。这样厂商才有一定的定价能力，价格不至于被压得太低。

　　“过剩的生产力意味着厂商在市场上根本没有定价的力量。”许小年分析指出，只要有厂商将价格稍微抬高一点，其竞争对手就会迅速启动闲置的生产能力，用以争夺市场份额——这些闲置生产能力的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在生产过剩的前提下，价格是不可能上涨的。

　　再看中国的需求状况，许小年认为可以用“不错”来评价。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可达20%以上；外部需求(出口)也达到了10%以上；消费需求的实际增长率同样超过了10%。这再次证明了中国的通缩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过剩所致。

　　许小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供给严重过剩的状况，导致通缩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抑止乃至于消除通缩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刺激需求，而是减少供给。”

　　因此，在需求并不匮乏的情况下，政府若继续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恐怕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许小年认为，目前没有必要降息，也没有必要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他说：“如果在需求并不缺乏的状态下降息，不但不会缓解通缩，还会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因为，降低资金成本实际上是鼓励企业投资，企业投资又会形成更多的生产能力，更多的生产能力会进一步恶化通缩。

　　行政性限产作用有限采取措施消除过剩，特别是老旧的生产力才是当务之急。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政府已经开始通过行政手段减少供给。比如：大力推进对于违规兴建以及作坊式企业的关停并转，小型纺织厂砸锭，关闭小炼钢厂、小水泥厂和小煤窑等等。

　　再比如农业上的“退耕还林”，从经济学角度讲都是为了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在粮食供给过剩的情况下，“退耕还林”不但保护了生态，而且减少了农业产品的供给，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但是，行政手段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经常看到在产煤地区被政府关闭不久的小煤窑很快又开工了。其原因在于用行政手段减少过剩生产力，会促使市场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价格一旦上升，在利益的诱使下，被关闭企业迅速复工。这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小煤窑等企业为什么总是关而又开的经济原因所在。当然，由于这些企业直接关系到地方的财政税收和就业，增加了行政手段处理的难度。

　　对此，许小年认为，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手段，通过行业整合、企业的收购与兼并、提高行业的集中度来消除过剩的生产力。按他的说法：“整合的动力来自‘大家谁也活不下去’，因为打价格战就意味着谁都没有利润。而如果由规模大、效益好、成本低的企业完成整合，这些企业就能生存下去，发展壮大，在市场上重新获得定价的能力。”

　　出路在于改革许小年指出：减少供给的市场化过程之所以在中国迟迟没有真正起步，其原因在于体制改革不彻底，行业整合难度大。

　　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由政府任命的前提下，整合经常会受到权力再分配的掣肘，这是企业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许小年说：“公司的管理者由政府任命，这本身就没有遵循市场原则，自然也会阻碍市场的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的困难来自税收制度的阻碍。如果企业进行收购，被收购一方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就可能丧失一部分税收来源，利益决定了地方政府可能会出面阻碍收购和重组。

　　当然，最突出的困难还是企业整合可能带来的工人下岗问题。事实上，在行业整合、企业重组的过程中，工人下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突出，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失业救助等体系跟不上。如果工人下岗不能得到妥善安置，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做行业整合还有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困难——资本市场不支持。许小年认为：“我们的资本市场没有真实反映企业的价值。”许小年解释说，在证券市场上，亏损公司的股票也可以被炒至天价，让那些有收购意愿的企业望而却步。

　　有鉴于此，许小年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阻碍了企业的兼并与重组。也正因如此，中国很多行业很早就进入了过度竞争，很早就进入了需要整合的阶段，但至今没有起色。他说：“中国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当务之急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由此推动企业兼并，促进行业重组，提高行业的集中度。”

　　许小年所指的“重组”，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行为，而不是为了炒做股市的重组。他指出，必须通过兼并与重组来减少过剩的供给，进而从根本上缓解乃至解决经济中的通缩问题。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并非在短期内能够一步到位，通缩将会是在较长时间内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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