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今天在国内很普及，好之者甚众。在大学念书的，加上商科的学生也要选修一些经济，涉及经济课程的可能占大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从数学转经济的有不少人，而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考，不仅可以不用数学，就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入门也不一定需要。只要多知世事，细心观察，日夕思考，一点运气，就有机会在制度的分析上写出有分量的文章。

　　有趣的是，内地的经济学有不少派别———没有作过考查，但听过好几派。最过瘾的是“海龟派”与“土鳖派”之分。顾名思义，海龟(归)是指在国外念经济后回国的，而土鳖则是指没有喝过洋水的土产经济学家。有些只喝过一年半载洋水的，是海龟还是土鳖，精于鉴别的专家也不能告诉我。既然有派别，就当然有争论了，所以内地的经济争议比香港或台湾热闹得多。

　　好些朋友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也是有很多派别的，例如奥国学派、芝加哥学派、麻省理工学派之类。但这些只是题材上的兴趣有点不同，采用的经济学工具却大同小异，过了一些时日，题材的兴趣有了转变，派别就再也分不出来了。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在基础上相当一致。外人看来经济学者争论不休，在行内看却没有什么大不了。基础与工具大致相同，不容易有持久的派别之争。

　　西方经济学传统没有持久的派别，但不同的路线却是有的。我认为后者是因为经济学者之间的出发点不同。换言之，大家所用的分析基础———例如经济学的定理或公理———都是一样，但经济研究的意图却有相当大的分歧。把经济学的逻辑用错了没得说，但就是逻辑没有错，意图不同就会走上不同的研究路线，使不知就里的外人以为西方经济学有多种不同的派别。

　　先举一个行外人容易明白的“意图”例子吧。有些人认为学经济的意图是为了赚钱。

　　这样，“赚钱”是意图了。虽然不乏经济学者在研究上走这条路(例如找寻股市的上落规律)，但信之者甚少，一般经济学者相信的，是明白市场与利息率等关系，作投资可以多一点讯息，只此而已。让我转谈五项经济研究的意图或出发点吧。

　　(一)福利经济这是庇古(A.C.Pigou)的传统，其意图是改进社会。这里有一个到今天还未能解决的困难，就是我们接受了庇古指出的减少私人与社会成本的分离可以增加社会的经济效率，我们也无从知道社会是被改进了的。做研究生时，跟其他同学一样，我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分析这个问题。虽然当时几位老师都说无从知道，作为学生的还是心有不甘，在理论上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此后不再。

　　(二)政策经济这与福利经济有相近之处，但不一样。建议政府怎样做也好，不建议也好，政策经济主要是因果关系的分析，可以做得严谨而客观的。这与解释世事或行为有关。然而，与下文说的、我自己兴趣所在的经济解释有一处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政策”通常是指定了的题材，往往老生常谈，其研究能得到新的科学发现的机会不大。

　　政策分析可以客观，但不容易客观。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分析者本身可能有利害关系。政策的效果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分析者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把结论更改了。学术研究不是那样神圣，足以令人鄙视的行为并不罕有。其二是政策分析，政府希望得到的结论，分析者往往事前就知道。学者的灵魂也有价，而史德拉(G.J.Stigler)曾经对我说，这个价有时低得令人吃惊。

　　(三)经济哲学西方经济学的始创者休谟(D.Hume)与斯密(A.Smith)就是走这条路起家的。此路举步维艰，走得有创意、有深度的卓然成家，平凡的不见经传。不需要有很强的分析力，但感受要有独到之处。近人米塞斯(L.vonMises)与哈耶克(F.Hayek)是20世纪的佼佼者。

　　(四)经济理论搞纯理论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玩意，要有天份，不一定要用很多数学，虽然数学的性能———尤其是简单的数学———要懂得通透。很有趣，足以令人废寝忘餐。问题是有实用性(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多见，而就是有的话，通常是一些基本原则的复杂演变。这些演变的推进可以很快，每半个世纪会出现一两个大师，看通了门径，势如破竹，横扫千军，剩下来的就无足轻重。萨缪尔森(P...Samuelson)、阿罗(K.J.Arrow)等人就是那样的大师，跟在他们的后面不大过瘾吧。所以一般来说，搞纯理论是搞小玩意，数学好比较容易发表文章。除非时来运到，可以传世的机会甚小。

　　(五)经济解释这方面我工作了40年，知的比较多。在美国时的师友之间大都是走这路线的。可能因为在这些人中我是惟一来自亚洲的，生活的经验不同，所以大约自1972年起，我选的出发点与师友的略有差别，跟着的路线就分得较开了。

　　我的起点是找一个需要解释的行为或现象，多花时间考查这现象的真实性与细节。在中国内地与香港长大，对街头巷尾的琐事我知道的比内地多，而在上世纪60年代受到高斯(R.H.Coase)的影响，认为若要解释世事，我们要首先知道世事的真实性。我对政府发表的统计数字历来有保留，也可能是出自亚洲的背景使然。就是我对某些优质的政府或机构的统计数字真实性没有怀疑，其量度的方法是怎样的我总要查询一下。另一方面，自己亲眼见到的，虽然没有详尽的数据，我的倾向是信自己多于信他人，虽然好些时他人的数据我不能不用。是因为曾经中过计，痛定思痛才产生上述的感受。

　　还有一点要提的。那就是在验证假说的过程中，不怀疑真有其事但不可以或不容易观察到的变量，我尽可能一概不用。这些包括卸责、偷懒、恐吓、勒索、欺骗、机会主义等行为。这些不容易以观察证实的行为，都是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含意。

　　可靠的处理办法，是考查局限条件的转变。确实了局限条件的转变就不用谈什么卸责了。

　　我说过了，最蠢的研究，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然而，考查现象的真实性与局限的转变，是苦工，是要花上大量时间的。走这条路不可能分身在复杂的理论上打转。

　　我的选择是把理论简化得无可再简，把余下来的时间投资在考查世事那方面去。不能改进社会，文章数量也不多，但这类研究内容一定充实，而传世的机会也较大。

　　(本专栏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由张五常先生授权本报在大陆独家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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