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月下降1.1％，这已是CPI连续第7个月下降，说明中国尚未走出通货紧缩的阴霾。从而，降息的呼声再一次高涨起来。

　　从经济学来看，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出现通货紧缩，最重要的依据是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从2001年9月份以来，我国物价水平就一直下滑，CPI并自2001年11月份起出现负增长。除物价指数下降以外，包括国家财政收入、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水平、外商协议投资金额都出现增幅下降或绝对值下降的趋势；而与此相反，居民储蓄率却居高不下，截止5月末，居民储蓄突破8万亿元，增幅比2001年同期高7.6个百分点，比2001年末高2.9个百分点。所有这些指标都提醒我们：我国就业和消费需求状况没有改善，国内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依然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正日趋加大。

　　近年来，我国一直受通货紧缩的困扰，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在2000年末和2001年一度使物价有所上升，但通货紧缩并未消除，如今它又重现，显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其一，尽管2000年和2001年的物价有所回升，通货紧缩得到了部分程度的缓解，但总体来说，市场物价下降的趋势一直没有多大改变。究其原因：首先，目前买方市场的格局没有改变，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其次，低物价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1992年以来，我们经历了由高通货膨胀向低通货膨胀转变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低物价是对前几年高物价的回归。再次，物价的波动主要受食品价格的左右。近几年农业连续丰收，食品价格持续走低，影响整个物价下降幅度的60％以上。

　　其二，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市场化的改革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心理行为带来了很大影响。银行开始考虑贷款风险，投资者开始考虑投资回报，消费者开始考虑最佳的消费时机和收入预期，这说明，我们的微观经济层面已生长出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问题是社会各个方面对这些积极的因素还很不适应，所以，投资行为、消费行为的扭曲导致了前一阶段中国连续近30个月和目前连续7个月的物价负增长。

　　其三，各项改革措施产生了紧缩的效应，如治理银行的呆坏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大规模的企业职工下岗等改革措施，对经济产生了内在的紧缩效应。

　　然而，通货紧缩趋势的严峻，又迫切需要我们通过灵活、有效的措施去缓解。考虑到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对缓解通货紧缩作用有限，专家的共识是对目前偏紧的货币政策适当放松。其中，一个强烈的呼声是再次降息，运用利率杠杆来影响金融机构可贷放资金量和企业借款量，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规模和经济总量。有专家建议，一年期存款利率可降0.2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可降0.5个百分点，这样大约可减少企业利息支出320亿元左右。

　　但仅有降息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降息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也大可存疑。这是因为，人民币的低利率政策已维持了相当长时间，2002年降息政策的操作空间仅有0.5个百分点，已是非常有限，降息意义不大，甚至可能导致利率陷入“流动性陷阱”。1996年至1999年连续7次降息，并没有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赶出银行，反而持续攀升，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是十分明显。从投资来看，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国有企业对利率是很不敏感的，而对利率较为敏感的中小企业则由于制度性原因融资较为困难。

　　比起降息来，当前更应采取的措施是，央行在贷款利率下调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实际利率，为社会民间投资的启动和增长奠定基础。

　　可喜的是，从央行日前公布的5月份统计数据看，在增加货币供应量、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方面，正向这方面迈进。年初以来增长幅度一直在11％左右低幅徘徊的M1，5月末一跃达到了14.5％的增幅，5月，M2也保持了年初以来14％的增幅。5月末货币流动性为36.9％，比上年同期上升0.8个百分点，出现了2001年9月份以来的第一次同比上升。

　　同时，还应看到，当前中国的通货紧缩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具有长期性。长期的问题需要长期的思路去解决。通货紧缩最重要的危害在于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不足以动员全社会资源进行生产，现实的经济增长远离潜在的经济增长曲线。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货币化进程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正在进行的货币化项目如住房货币化、教育产业化等，其价格数十倍于家庭年收入；二是资金成本与市场均衡价格相当，但地方政府却没有了过去通货膨胀的冲动，这样就形成了巨大的通货缺口，人们只能将用于消费的钱用于购房和子女教育，货币化过程因货币量的不足而放慢。

　　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不是一个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通货紧缩也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长期矛盾，从短期看，它需要我们制定一个独特的货币政策来缓解当前通货紧缩的压力；从长期看，必须采取有远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通货紧缩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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