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祖尧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三种抉择：

　　第一种抉择，继续执行现行扩张性政策，目标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遏制GDP增幅下降。为此，必须加大扩张的力度和强度，按照所谓国际公认警戒线的标准(当年赤字占GDP3％；国债余额占GDP60％)，以更大的规模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一抉择，也许能保住GDP的增幅不至于掉下来，但扩张性政策强化、长期化所带来的政策负面效应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财政和金融风险必然会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财政崩溃、金融破产，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显然，这一抉择要承受很大的风险，付出的代价更大。

　　第二种抉择：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全面紧缩银根，政策目标由保GDP增速转向化解潜伏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实行所谓“硬着陆”。这一抉择的好处，是可以迅速遏制住扩张性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防止财政体制崩溃，缓解金融风险。但“硬着陆”不可避免地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强烈的震动。随着银根紧缩，国债资金投资骤降，民间投资无力跟进，经济急速下滑，失业继续上升，内需萎缩。一场以低速度、低通胀、高失业为特征的全面经济衰退就可能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第二种抉择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种抉择：扩张性政策逐步淡出、适时转型，宏观政策重点由支撑经济快速增长转向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要防止经济大滑坡，避免政策转变给社会经济稳定带来剧烈的震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出现了生产能力与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尽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却异乎常规地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与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以致经济出现下滑的颓势。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5年来实行此项政策的结果，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个矛盾依然存在。原因何在？作为反衰退的对策，扩张性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刺激消费，扩大最终有效消费需要，而不应当是中间需求。统计表明，近几年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情况并未改善。上世纪80年代，最终消费率为65.1％，1999年降为60.3％，2000年为60.8％，去年为61.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发达国家在80％以上，低收入国家为80％。近几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不仅没能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和剩余积压商品，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又超前建设，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却上不去。

　　我们说扩张性政策应当淡出和转型，这种政策转变首先要解决政策目标定位问题。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出发，宏观政策的目标应当定位在：一是要加快产业结构改革和升级，以结构带速度，促增长；二是协调增长与改革的关系，以增长保改革，以改革保增长，决不可互相掣肘。

　　淡化扩张性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停止发行国债，立刻消灭赤字。而是要求把赤字和国债规模控制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要求化解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要求重新调整财政和信贷资金的投向，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充实社保资金；要求藏富于民，减轻企业税负，降低农民负担；要使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

　　淡化扩张性经济政策，并不是意味着简单地用紧缩政策取而代之。基于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解决内需增长乏力的问题，需要全面综合治理，各项政策和调控手段互相匹配，围绕扩大内需，财政、金融、税收、工业、农业、内外贸、收入分配等各司其责，组合成政策群，共同做好此项系统工程。既要防止财政或金融单打一，又要避免各自为政、互相掣肘。

　　比较以上三种抉择，前二种不合时宜，只有第3种具有可行性。

　　当务之急，应当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近5年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