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晓 高辉清 钟伟 巴曙松

　　一、质疑中国经济增长

　　真实性的主要理由

　　罗斯基的质疑相当系统和严密。他根据中国的能源消耗、航空旅行、商品积压程度、失业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来判断，认为中国的GDP1998年和1999年最多只增长了2%，并且很有可能收缩了2%。而2001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官方数据的一半左右。其怀疑的理由有以下几条。

　　1、能源消耗显示中国经济状况可能严重衰退。罗斯基指出，中国在1997～2000年期间，官方数字说GDP累计增长24.7%。但是，同期中国的能源消耗只增长了12.8%。这意味着中国的单位能源消耗下降了30%。罗斯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举例说，亚洲其他国家在50年代经济高增长时期，能源消耗都随着GDP上升，而中国经济增长中，能源使用的效率从来都不高。罗斯基还引用其他具体的例子，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上的矛盾。比如，在1997～1998年期间，基建投资增长了将近14%，而水泥和钢铁的生产只增长不到5%。工业产值增长10%以上，而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有14种增产，却有53种减产。

　　2、过去5年内中国出口增长在峰谷之间振荡，但经济增长却始终保持平稳，难以想象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保持平稳的。

　　3、用部门法衡量的经济增长数据难以置信，以工业增长为例，1999年，官方统计数字，中国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14种达到了二位数字以上的增长，27种的增长率不足10%，占压倒多数的53种产品产出量下降！而同一官方统计数字却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0.75%。以农业生产为例，如果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没有增长，那占20%人口的城市地区，该以什么速度，才能在弥补未成长地区后还使全国经济增长那么多？

　　4、如果经济微观基础健全的香港、新加坡等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

　　真实故事

　　很明显，罗斯基等的质疑与我们的感受是不符合的。我们很容易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质疑提出质疑：

　　一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真金白银的增长。

　　二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大幅度上升。假如在过去3年，消费倾向基本稳定的话，那么银行存款一项的增长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相当扎实。

　　三是中国的外贸和出口大幅度增长。这一点，国外的统计甚至高过中国海关统计。

　　四是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由于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中国GDP增长速度不会是负增长的。

　　五是中国巨大的服务贸易部门在增长统计中被低估。

　　六是中国巨大的地下经济的发展。这一块根本无法进入统计，但却在中国经济的繁荣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过，这些都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些讨论。进一步地澄清，需要从国民经济核算、指标间一致性以及诸多事实的检验上作更多、更扎实的分析。

　　首先，对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萎缩的矛盾，如何解释？

　　1、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并不存在美国教授所称的稳定关系，而是无序波动。无论是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是如此，从1984-2001年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并无明显异常。

　　2、能源消费的确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萎缩，其中以1998年最为严重，为-4.1%，1999年以后则每年下滑1.6%左右，能源消耗在1997-2001年间总共下滑了约10%。但是，此期间同步伴随中国大规模的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煤炭供给受限严格，而电力消费有所上升，煤炭严格限制可能是导致统计内能源消费萎缩的主要原因。

　　3、能源供需规模存在被明显低估的一些因素。以煤炭为例，近年来限产和关闭小煤窑的措施十分严厉。另外，原油和成品油走私也十分猖獗，就在2001年海关两个月缉查出7000多吨走私成品油，乐观估计缉查率为10%的话，那么中国每年油品走私几十万吨并不过分，因此，近年来原煤和油品供需的实际规模可能存在低估，或者说，政府对国有重点煤矿的限产容易观察，而对小煤窑的清理取缔成果，以及对缉查油品走私成果则可能被严重高估了。

　　4、如果我们假定5年来政府调整能源供给结构的努力不是异乎寻常地有效，假定中国能源需求和产业能耗水平也并无显著改善，那么结果就是，近年来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和石油供需存在明显低估。这样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可理解。

　　其次，对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和出口大起大落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

　　1、1998年出口同比仅增长了10亿美元，而2001年则同比增长了550亿美元，仅仅从出口的剧烈波动看，的确难以设想居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在一个百分点以内！

　　2、但应该看到，以支出法计算GDP增长时，主要考虑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以及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三项。因此就出口和GDP的规模来看，出口波动5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GDP波动5个百分点以上。但若按真正支出法来计算GDP增长则完全不同，过去5年，中国净出口徘徊在2300-3000亿元人民币之间，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规模在3-5万亿元人民币之间，因此出口波动根本不足以影响最终的GDP增长，简单来说，支出法所体现的经济增长使得出口总量的波动对GDP的影响首先必须稀释为有形贸易净出口，并再稀释为有形和无形贸易净出口，此信号再和几十倍于它的消费和投资稀释，才能最终体现到GDP增长幅度中去，再加上对经济总量影响较小的加工贸易占了全部外贸的一半以上，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远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大，加上外部需求的波动在过去几年基本上被国内投资(包括国债投资)和国内资本境内外流动的逆向变动所烫平，那种以为出口波动可以直接折算为GDP增长波动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了！

　　第三，对部门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

　　1、应该承认，美国教授们赖以作出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数据有常识性的错误，所谓主要工业产品增长缓慢乃至大部分产品实际上处于产量下降就是一例。从1986年以来，有公开的连续统计数据的34种最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丝、糖、原煤、木材、金属切削机床、大中型拖拉机这七类在1997年以来出现了产量萎缩，其余均为增长。退一步讲，即使工业产品真的出现产销增长疲弱，也并不足以影响GDP增长率。如果工业品存货投资波动10%，那么它充其量能影响资本形成1%的波动，资本形成1%的波动则至多形成GDP不足0.4%的波动而已！

　　2、中国GDP的部门构成，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第二产业在50%左右，第三产业为35%，因此即使中国农业近年来为零增长，而不是统计所显示的年均2%的增长率，其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也在0.3个百分点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完全抵销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考虑到中国SNA统计体系建立不久，因此服务业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世界银行在做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和预测时就多次指出这一点。鉴于服务业中餐饮、物流、自由职业等难以胜数，收费又以现金交易为主，因此官方几乎不可能有详细统计。考虑到中国劳动用工制度的合同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的巨大规模，使用部门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更容易导致的并非高估，而是低估。

　　第四，东亚小型开放经济体近年来的不景气，用以证明中国经济高估的例子，不如作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陪衬来理解更为恰当。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迫使东亚经济要么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产业升级，要么以中国经济为腹地进行产业迁徙，否则其衰退无可避免。

　　三、结论

　　上述是对目前流行的中国经济高估论或停滞论的简单分析，基本结论是中国统计体系及经济增长大体可信。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被低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第一、难以想象近5年来，在广义货币供应速度较之1978-1997年的均值每年平均下滑6-7个百分点，货币流通速度几乎较改革开放前20年下降一倍时，中国在如此紧缩的银根下仅仅遭受了轻微的通货紧缩，这只能说明脱离于政府管制之外的地下金融体系已相对庞大。第二、难以想象在中国登记的内资企业数有所减少和外资企业数几无增加的情况下，政府税收会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这只能说明游离于政府审批和管制之外的地下、半地下企业数急剧增加。第三、难以想象每年资本外流在300多亿美元的中国，由外经贸部核实的对外投资仅有45亿美元，这只能说明外汇管理效能已严重弱化且中国海外投资规模几无统计。第四、难以想象自1992年以来国家税收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连年高速增长是建立在经济一路滑坡乃至停滞不前的基础之上，撇除国有企业三资企业不说，这只能说明民营企业已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存韧性。

　　我们的推测，所谓中国经济在近5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论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的确显示出中国经济某种奇妙的迹象：即国有经济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虚夸，而非国有经济部门则因近年来不断向集中复归的体制逼迫，已经渐渐形成游离于政府管制之外的，自给性的生产、流通和投融资体系，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规模和活力有可能都被低估，长期政府管制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顽强地自发生长，自发服从市场经济规律，而政府对真实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能力已日益弱化。由此看来，美国教授们的众口一词不过折射出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愉快，就如同欧元问世之前几乎全部美国经济学家都言之凿凿地说欧元必将崩溃一样。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大致可信，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没有问题，或没有隐忧。中国经济最有可能的隐患是，在快速增长中质量和效益较差。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包括以银行呆坏账换取经济增长，以财政赤字换取经济增长，以企业的低效益、库存增长、相互拖欠以及重复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来换取经济增长速度。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地存在于中国经济生活中，并为中国人所感知。相比速度问题，它们更真实，也更令人担忧。

　　另外，毫无疑问，我们也不能保证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就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情况。毕竟，GDP核算所需要的各种统计资料、会计决算资料和行政管理资料是如此之庞大，以至于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全部齐备，永远也只能给出一个近似的估计。一旦发现了新的资料来源、新的分类法、更准确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核算原则，人们还要对GDP历史数据进行调整，以使每年的GDP具有可比性，因为这是国际惯例。比如，美国在1929～1999年之间就进行过11次历史数据调整。再加上中国统计体系还有不尽完善之处，统计数据出现误差的概率可能会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大一些。但上述的分析表明，中国的GDP数据并没有错到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到了离谱的程度，总体上它应当还是可以被接受的，是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结论。

　　此外，中国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肯定还要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调整，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步而完善。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与各行各业一样，中国统计也因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统计指标体系。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推行的公布数据通用系统(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 tem，简称GDDS)。目前，中国已经正式宣布采用GDDS系统对外提供和发布统计数据，中国的统计制度必然会在市场化和开放的进程中日臻完善。(本文作者赵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辉清：国家信息中心；钟伟：北京师范大学；巴曙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GDP

　　GDP是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有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创造的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货物和服务最终使用减去货物和服务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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