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近5万个乡镇，一个经济不错的乡镇财政收入也只有500多万，如果中国县乡财政亏空3万亿，那就等于是说每个乡镇平均负债6000万之巨，怎么可能？

　　慧丰

　　6月3日，媒体的一则消息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6月2日在沪表示，中国的县级财政绝对没有3万亿元的亏空，也不会濒临破产。据称这是项怀诚当天在SNAI经济论坛发表专题演讲后回答有关中国财政如何解决近10万亿元隐性债务的问题时，作出了上述表示。

　　虚假数字唱衰中国经济

　　其实，关于中国财政危机或者说是债务危机的各种言论从今年以来时有发生，他们以中国统计数字存在大量水分为由，暗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隐忧。

　　较远的要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劳斯基。劳斯基以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不成比例而怀疑中国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他甚至声称中国GDP增长1999年只有负2.5%到正2%。

　　而最近的一份来自里昂信贷证券的报告好像更具“杀伤力”。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实际国债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超出官方公布数据的6倍。

　　对于前一种说法，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4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专门予以驳斥，认为能源和经济增长并没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对于后一种观点，国务院总理朱镕基5月2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似有所指，因为他再次谈到中国不会发生财政危机，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可以信赖。就在此前，有海外媒体发布了里昂证券的那份怀疑中国经济数字的报告，而项怀诚6月2日的答记者问应算是一种对这种指责的正式回应。

　　县级财政3万亿亏空只是海外机构凭空捏造中国10万亿隐性债务的一小部分，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债务应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巨大不良贷款和国家对国有企业数千万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义务。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现实也使这些“高见”相形见绌，外资流入不关中国的事，中国外贸出口也是外国自愿进口的结果，迁工厂、建研发中心、设总部，也皆是“周瑜打黄盖”，就连这些大声呼喊着中国要发生危机的那些机构不也是忙不迭的在中国布局设点，惟恐落后吗？

　　中国就像一辆飞速奔驰在轨道上的列车，尽管现代中透出古老，成绩中存在着问题，尽管你对它心存疑虑，然而，它坚定不移的速度却不容置疑。

　　中国仍须警惕

　　关于县乡两级财政所谓“亏空”的说法并不新鲜。早在1999年，中国官方就对1998年底以前乡村两级自身的各种债务、债权和担保形成的各种债务进行一次彻底清查。虽然至今仍未知确切的结果，但中国基层政府的负债状况惊人应是确凿无疑。据农业部一位已经离休的司长对《新闻周刊》透露：中国乡镇将近5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余万元，计2200亿元左右。

　　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是让人目瞪口呆。因为，在1999年的状况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到1亿元，一个经济不错的乡镇财政收入也只有500多万元，照此算来，中国有将近一半乡镇入不敷出。当然，从1999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3年，情况又有了许多变化，但即使如此，所谓的“3万亿亏空”也应划入“虚假数字”之列。如果中国县级财政亏空3万亿元的话，分摊到每个乡镇头上，平均负债6000万之巨，怎么可能？

　　另外，该机构对5万多个乡镇的累积多年的财务状况调查的质量也令人怀疑。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国农村的统计状况并不理想，因此，所谓3万亿元的亏空不知能通过什么手段获得。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经济学家》为香港评级的情况，在曾荫权指出跨国公司目前在港投资较1997年上升近3成等事实数据之后，《经济学家》的6名主管终于承认他们犯了“主观”错误。

　　再者，包括里昂在内的所有机构和媒体之所以怀疑中国的数据，一是中国经济太突出，比较“扎眼”，容易引起别人的猜忌。二是以他们所说，中国有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率，这更“吊足”了这些机构的胃口。因此，这些机构在调查中国的经济数据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有色“眼镜”。同时，媒体善于炒作的特性及吸引眼球的需要使得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夸张，而成绩则被轻松带过。

　　质疑“3万亿亏空”

　　任何事物绝非空穴来风，中国经济今年以来遭到如此大范围的怀疑也是前所未见的，而中国政府近一段时间也是忙于各种“辟谣”。

　　中国有句古话：闻过则喜。中国的问题或许不像某些海外机构和个人所说的那样严重，但问题确实存在，甚至一些问题有“尾大不掉之势”。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从拨改贷以后，虽然国家想尽了各种办法，但依然是“雪球越滚越大”；国有企业虽然又承包，又股份制，但好多依然是“扶不起的阿斗”；股市为国有企业暂时脱困的同时并没有带来股市和国企的共同繁荣，反而使股市有“身陷困境之感”；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虽增加了负债，但却没有形成相应的生产力。

　　因此，即使地方政府没有3万亿元的亏空，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基层干部考核指标的缺陷以及由此形成的短期行为是最主要的因素。比如，干部政绩好坏，只问工厂多少，却不问市场大小，只问产值利润多大，却不问负债还贷。这样，企业是建起不少，但是形成效益的却没有几个。

　　《国际金融报》 (2002年06月07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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