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绑后的银行能否也松一口气？

　　本刊特约撰稿人张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日前提出，国家今后将逐步放松对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管制。从李若谷的讲话联系到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实施信息披露制度，可发现中资银行商业化、股份制及现代化改造的步伐正在加快。

　　为什么要对金融机构放松管制？其实，从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带来的冲击中就能找到原因。管制过严必然导致束手束脚，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等中资银行之所以丢失爱立信这样的优质客户，就因为受到现有制度的束缚。在金融创新方面，远落后于外资银行。无追溯权的保理业务在国内开展还存在不少政策障碍，中资银行即便推出，也难以借助其他金融工具规避风险。如果继续在政策上严加管制，势必导致中资银行“作茧自缚”。而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虽然在政策上也受到一定的管制，但其灵活性明显强于中资银行，甚至可利用自身角色的特殊性，变相享受到“超国民待遇”，并且降低中外同业竞争所需的成本。因而，放松对中外金融机构的管制，尤其得利的是中资金融机构。

　　当然，放松管制不等于央行对金融机构放松监管，及放松对金融风险的控制。监管不力或监管失误都可能导致银行系统风险，给整个金融业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需要对金融机构放松管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对金融机构管得过多，使得金融机构未能市场化运作。以对商业银行采取放松管制的办法为例，银行建立分支机构告别批准制，改为实施登记报告制，将使商业银行的网点布局更符合市场原则，及与效益挂钩。以往四大国有银行具备准政府机构特征，分支机构特别多。今年4月央行出台的政策，决定原则上不再受理各商业银行支行(不含支行)以下分支机构的增设申请。央行要求，对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总量过多、人均资产较少、地域分布不合理的，允许其对同城或在同一省(自治区)范围内跨城的同一层次分支机构进行结构调整。

　　放松对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管制，特别有利于中资银行摆脱目前所处的被动局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王尧基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放松管制可对中资银行产生四大积极作用。其一，放松管制，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上市，将有利于中资银行推进商业银行的产权和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激励约束机制。其二，放松管制，有利于中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强自身资本实力，改善和提高资产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其三，放松管制、鼓励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和新的金融产品，将加快中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步伐。其四，放松管制、鼓励银行走向世界，将使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步伐加快，更多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

　　中间业务已成为中外银行争夺的重点，也是中资银行相对的软肋。王尧基称，在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创新是谋求生存、发展并凭以制胜的法宝。但有些金融服务特别是中间业务的展开往往受制于制度因素影响，没有管制的放松，就难有金融创新方面的突破。中资银行以放松管制为契机，积极促进业务创新机制的形成：一是在继续做大做强传统业务品种，及逐步形成规模优势的同时，加快中间业务开发步伐，探索集约经营模式和个性化理财咨询顾问服务，以点带面，形成市场定位清晰、系列化的中间业务品种。二是强化品牌营销意识，开发和培育具有特色的业务品牌，形成品牌效应。三是建立科学的人才运作机制，打破常规，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优化人才结构配置，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和创造力，不断创出新的金融产品。

　　放松管制使中资银行更平等地与外资银行站在同一条竞争的起跑线上，由于加入WTO后银行业开放还有5年过渡期，现在放松管制有助于尽早使中资银行进入角色。但需要指出的是，放松管制本身不会带来利润，中资银行还需要通过改制及提高竞争力来赢得利润。同时，放松管制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可能导致竞争更加激烈，相反使国有银行丧失一些旧体制下所拥有的既得利益。从这一点上说，放松管制后，中资银行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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