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更夫

　　全国规模的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行动正在各地进行。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这项活动的意义毋庸多言。根据以往的经验，这项由中央推动的整顿行动要由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实施，地方政府要对他们辖区的有违正常市场秩序的事件进行整顿。这应当是他们的责任。但是在具体过程中，整顿行动要复杂一些，“雨过地皮湿”的现象一直就存在。经常是检查人员一走，旧观立马恢复。因此，对于整顿市场秩序，还有反思的必要。

　　比如天津塘沽区的洋货市场。应朋友热情推介，“五一”期间，笔者曾逛过一次。这里“名牌”云集，规模空前。而且，这个市场正在更新换代，在老的大棚旁边，新建了几座富丽堂皇的商厦。当时，笔者疑惑地问陪同的朋友，为什么如此猖獗的售假、侵权,市场竟然能够开下去？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凡对市场经济正常秩序有所期待的人都会提出的。回到北京后不久，就看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放的在“五一”期间对洋货市场的暗访。亲身体验和焦点访谈的报道表明，洋货市场里充斥着大量假货，而且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所售商品多是国际知名品牌。但是焦点访谈在评论这个市场时只说是“一些不法之徒”干的事情，市场管理部门今后在出租柜台时要堵住漏洞等等，这就回避了深层次的问题。如此多的商贩聚集在这么巨大的市场中公开叫卖“洋货”，而且时间持续10余年之久，恐怕是不能用“一些不法之徒”的逐利动机来解释的。实际上，问题的实质也不难把握，那就是，在洋货市场的背后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

　　首先，洋货市场在天津可谓老幼皆知的一处“景点”。在10余年的时间中，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即使没有逛过、购过物，大概应当听说过吧？那么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整顿呢？这是不能用信息不对称、用不知情不了解来搪塞的。

　　其次，检索《天津日报》1999年以来有关洋货市场的报道，发现报道过消费者在这个市场买了假名牌手表的投诉，投诉者说：“如果真的是走私货，那么有关部门应该管；如果是假的，那就是欺诈消费者。”

　　第三，当地媒体发表过肯定洋货市场的文章。在最近该市场鸟枪换炮、花2.8亿元更新换代的时候，媒体是把它作为政绩来报道的。天津《每日新报》报道说：“经过近10年的滚动发展，营业面积由最初的7000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2万平方米，经营品种由最初的几百种发展到现在的上万个品种，年销售额也由初期的几百万元上升到近2亿元。规划中的新洋货市场群营业面积达12.6万平方米，是目前的6倍，计划今年年底建成。届时市场商品结构重新进行调整，使经营布局更加合理，商品档次提高，并突出新洋货市场的‘洋味’特色，可极大地满足国内外客人‘逛’洋货市场的需求。”

　　第四，焦点访谈对洋货市场的揭露是在5月16日，可是，当地媒体似乎保持了令人奇怪的缄默，检索《天津日报》和《每日新报》，没有看到政府整顿的具体动作。笔者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具体有力的措施出台，还是这些措施处于正在制定中？也不知道这个市场是否还在运行？因此不敢妄加评论，不过，在整顿市场秩序喊得如此响的时候，这种缄默，恐怕也难说是正常的。

　　在洋货市场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府不作为或作为不力，只是最近的一个案例。类似的事例，在全国其他地方可以说屡见不鲜。

　　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是繁荣本地经济。但是，在不少地方，这个理由成了制假、售假以及其他不法行径的借口。税收、就业和经济的活跃，成了政府有关部门公开的说辞，目的是为类似洋货市场的存在开脱。在许多人的眼中，这些都反映着政府“善良”的慈父态度，除了对洋人、外地人带来了一些损失外，对本地经济没有什么损害，再说了，既然有需求，为什么要限制供给呢？在一些地方，政府遵奉着上述逻辑，在“减少干预”的借口下，对大量有违正常经济秩序的事情袖手旁观。

　　在不少地方，我们还注意到,政府对“需求条件”的妥协。既然有需求，那就应当满足这种需求，既然对假名牌有需求，那就应当允许供应假名牌。从表面上看，思路上的“解放”对地方经济有推动作用，但是，深入的、长期的观察则证明，这是损害地方经济竞争力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波特研究了英国竞争优势丧失的原因时指出，需求条件的提升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战后英国消费形态的退化，成为大英帝国产业衰退的原因之一。验之于我国，直观的观察也显示，那些有着较高需求条件的地方，产业发展态势就比较好。而那些产业竞争力普遍低下，缺少知名品牌的地方，总是伴随着较低的需求条件。因此，地方政府应当为提高本地的需求条件做些事情，至少不能采取过分妥协的立场，睁只眼闭只眼，好像是有利于地方经济，实际上是损害地方经济。假如不采取适当措施提升本地的消费水平，那么这个地方的产业和商业，大概只能维持在“马路市场”的层次，也难以挽救整体经济的衰败。

　　在我们的观察中，似乎中央政府更为重视市场秩序。不论这个观察是否准确，地方政府今后都应当更加重视市场秩序的供给。原因有二：其一，我国的地方竞争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二，今后的地方竞争，主要是市场环境和秩序的竞争。制度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一个地方只有制度环境好起来，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地方竞争形势。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如果一味听任市场力量自发、自动地完善秩序，那么，就有可能使我们追求的市场秩序被锁定在“坏的市场经济”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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