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这些企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接近市场，运作成本低，技术适应性强。资金输出虽小，但带动出口比较多-新闻综述□本报记者 朱菲娜

　　中国原来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资本流动将更加畅通无阻，中国资本对外输出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专家认为，中小企业应该成为这股潮流的引领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最近召开的“2002工商峰会”上发表演讲说，中国已经到了快速对外国输出资本的阶段。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说呢？最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讲，产业结构就应该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年收入虽然只有900美元，但中国的地区差距相当大。2000年上海的人均年收入是5000美元，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人均年收入都达到2000美元左右。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很多人都觉得将对中国的进口产生巨大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汤敏是在“WTO与21世纪中国经济论坛”上说这番话的。他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进口会迅速增加，对外开放程度也会更大。以前中国出口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趋势将逐渐改变，仅靠简单的贸易方式已经不够，还需要有投资来带动出口，这样就会在适当时候产生一些中国企业，以适当的形势对海外进行投资扩张。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外国资本流入中国的同时，中国资本也在悄悄地向外输出。林毅夫出示了一组数据：1998年时，中国共有5666家公司对外投资，其中贸易公司达到3288家，其余的2378家则集中在制造业、研发领域及其他一些行业。1998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额大约是63亿美元。他估计，这一数字今年将增加到150亿美元以上。

　　尽管如此，在5600多家投资海外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其中不乏成功企业，可毕竟在少数。投资海外的企业还存在不少问题。汤敏说，经常在国外看到我们的国有企业铩羽而归，交了昂贵学费之后，公司赔了，而去投资的公司人员却赚了。这就反映了国营公司体制的矛盾。

　　在总结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时，林毅夫指出：缺乏经验、好大喜功、缺乏人才、官僚作风、激励机制不健全以及资本外逃是投资失败的国有企业的六大通病。这六大通病的具体表现就是对海外环境不了解，缺乏考察，盲目建项目盲目投资；不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总想和当地最成功企业竞争，不能扬长避短；缺乏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实际人才；经营管理不能完全市场化，仍然处于半政府状态；分配不公，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恶意转移国家资产。

　　为此，汤敏认为，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看来，中小型公司对海外投资潜力更大。它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接近市场，运作成本低，技术适应性强。资金输出虽小，但带动出口比较多。首先它们会增加对外投资的效率。有了这个正当渠道之后，投资效率会更高；二是中小型公司正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特别是在传统产业上，这种优势在与国外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几率往往比较大。

　　林毅夫建议，中国的中小型跨国公司应该以民营企业为主。因为民营企业所有权清晰，规模相对较小，善于在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

　　除了要选择好投资主体外，他们还建议，投资区域应该以周边国家为主，坚持早半拍原则。就是在经济上，投资的国家应该比中国慢半拍。即东欧、中亚以及南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文化、市场也与我们较接近，产品的技术、价位都会较容易被接受。投资方向应该以贸易创造为主。单个小型公司的投资形式不容易形成规模效应。比如台湾的产商到中国来投资随都是些小公司，但一来都是上下游一起来，把整个行业都搬过来，形成规模效应。

　　在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形成热潮时，政府又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据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走出去的瓶颈50％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原因，如外汇管制比较严、审批渠道不畅通、政府支持力度不大等。40％是政府间接政策的原因，如融资困难、人才缺乏。而真正与国外有关的原因只占14、8％，包括国外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

　　为此，汤敏建议，在中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应该有一些过渡措施，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审批制、设立一个避免与国外双重征税的政策、外汇管制，还应建立一套民营商业化的对外投资咨询中介机构。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进出口银行、鼓励中国的银行在海外设立分行等金融手段帮助企业减少风险。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政府应该为企业打通海外渠道，用国家经济合作给企业设立完善的投资环境。

　　政府对中小企业帮助还有政治和外交方面。打通海外渠道，利用外援帮助本国政府打通海外市场。从项目援助慢慢转到怎样帮助中小企业海外融资。其他国家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想引进外资，对他是实质性帮助。最后应该进一步推动区域间经济合作，用国家经济合作给中国企业设立完善的投资环境。

　　林毅夫也呼吁：政府应当为投资海外的企业提供信息、培训等便利，在企业海外投资中的职能应该逐步转向信息服务、培训业务指导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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