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市商业银行看地方金融业应对入世(一)

　　□本报记者肖世峰 通讯员胡燕军 李佳

　　从南京爱立信倒戈到上海花旗诉讼，“后WTO时代”的金融竞争格局在媒体的炒作中似乎一夜而就。前有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银行“埋伏”，后有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凭借多元产权和灵活机制作为“追兵”，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如今又虎视眈眈。惯于夹缝中生存的城市银行如何突围，甚至决胜于区域割据的“后WTO时代”？

　　与入世警报未雨绸缪

　　尽管不是中国金融业入世承诺开放的第一批城市，但长沙显然也不是一片“绿洲”。湖南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张学陶说，早在2000年，日本、美国的金融业巨头即已组团私下考察了国内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长沙位于外资银行极力争夺的北京、上海、深圳之后的第二批城市的前列。

　　在全国110家城市银行中，长沙市商业银行无论是历史还是实力或许难与北京市商业银行、上海银行和南京市商业银行等业界领袖相提并论，但以其中南地区19城商业银行的佼佼者地位而言，“后WTO时代”寒意已经扑面而至。长沙市商业银行行长张烨说，金融业入世的警报早已拉响，城市银行因其先天不足以及发展水平、技术创新上的差距，必然遭遇更大的冲击。

　　张烨所言并非危言耸听。在金融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中，资产总额的大小向来占有特殊的地位，直接决定着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和客户对银行的信任度，即银行信誉。而对于城市银行而言，资产总额过小正是其致命的“软肋”。仅以2000年末的家底盘算，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总额逼近12万亿，100家城市银行的资产合计却不过7000亿元。而外资银行仅花旗银行一家1998年的资产总额已达7000亿美元。

　　比资产总额排序更可怕的是优质客户群的流失。据称，20%的客户创造80%的利润是国际金融业的共识，国内银行业则有60%的利润来自10%的客户。构成银行主要盈利能力的跨国企业、三资企业、国内的外向型企业、大型集团公司以及高新科技企业，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外银行争相取悦的对象。城市银行却因其结算渠道不畅的“瓶颈”屡突未破，业务开展又处于追随模仿的阶段，迟迟未能形成自己的明确定位，难以拥有较高忠诚度的客户群，在竞争中自然处于劣势。

　　身处中心城市而受地域限制的先天性缺陷更使城市银行雪上加霜。城市银行本是城市信用合作社通过政府行为捏合的产物，其经营领域局限于所在的城市地区。而中心城市历来是中资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地，四大国有银行上海、深圳和北京三家分行的利润即超过其全行利润。而“后WTO时代”金融竞争格局一旦定型，外资银行首选的目标必然是经济发达、人口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市。网点分散、经营地域甚广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或许能够通过区域性的调整，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求喘息之机。城市银行却退无可退，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

　　与竞争对手争夺空间

　　与外资银行、国有银行、区域性股份制银行相比，城市银行无论在政策支持、技术、资金、信誉、规模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劣势。那么，是不是作为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城市银行就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城市银行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特色，事实上正是其生存与壮大的立足点。长沙市商业银行组建前的16家城市信用社开户的“两小”企业有18000多户，存款2.1亿元，贷款2.7亿元。区街经济是在本地金融企业的扶持下方才得到较大发展的，城市银行如果称其为地方经济发展依赖的“血库”当之无愧。

　　地方政府投资参股城市银行的目的同样显而易见。身兼长沙市商业银行董事长的长沙市副市长向力力说，相对于WTO体制下难以驾驭的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而言，地方政府普遍寄望通过自己参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统筹安排和筹集更多资金，为急需“输血”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及成长性日益看好的地方中小企业，提供切实可靠的金融支持和信贷保证，从而支持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升级换代提供金融保障。

　　长沙市商业银行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陈爱民也认为，服务于中小企业、服务于市民、服务于地方经济才是城市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他说，无论是从绝对数量、GDP比重或者解决就业等方面来看，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对地方经济均举足轻重。不过，中小企业规模小、自有资本偏少、财务管理水平较低、信誉相对于大企业来说较低、贷款缺乏足够的抵押担保和风险相对较大等自身特点，决定了大银行不一定愿意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一方面银行拥有城镇居民高达7万余亿元的储蓄余额，另一方面占企业总数99.9%的中小企业、占地方经济增加值60%以上的民营经济却嗷嗷待哺。巨大的金融服务真空正是城市银行可资生存的空间。因为在金融服务越来越强调快捷、灵活的今天，“地方性”代表的已经不再是服务领域的局限，反而使其在信贷投放等金融业务的具体操作上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与地方经济水乳交融

　　选择长沙市商业银行作为解剖城市银行入世战略的模板，并非其成立5年资产即翻三番的业绩。坦率而言，以其资产总额151.6亿元、存款余额110亿元的规模，在业界恐怕仅能称为后起之秀。事实上，早在2000年底，北京市商业银行、天津市商业银行和南京市商业银行的赢利能力在本地金融系统中即已进入前三强。

　　而城市银行之所以能够决胜“后WTO时代”，上海银行作出了较好的诠释。据悉，上海银行每天要为中小企业办理结算业务18万笔，全年累计4860万笔，占到上海中小企业总量的50%。当地中小企业趋之若鹜，开户数超过20万，同样占上海中小企业总量的50%。上海银行又投桃报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达到300亿元，占其贷款总余额的65%。

　　长沙市商业银行跻身本地同业三强，同样应该归结为与地方经济的水乳交融。尽管其2001年的贷款余额不过54.94亿元，却有14.89亿元投入了当地34个重点项目建设。除了向这些大型市政重点工程实行倾斜外，其余则三管齐下，一方面全面加强对本地优势企业和骨干企业的渗透，累计投放贷款10亿余元与本地同业争夺中联重科、隆平高科、长海视听等一批优良客户；另一方面重点对市内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累计投放贷款20多亿元；其余则着力拓展消费信贷等新兴业务，目前其消费信贷余额已达到3.34亿元，汽车消费信贷总额更是占据长沙市场的60%。

　　城市银行保持与地方经济天然联系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在“后WTO时代”寻找一个战略制高点。张烨说，城市银行巧打“地方牌”应该是一种必需而且必然的选择，一者背靠地方政府，可能为其争取到较好的政策环境，因为地方政府一般而言在城市银行居于绝对的控股地位；二者在业务拓展中，城市银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休戚与共。城市银行借此存在一种获得特殊对待的可能性，在与其他银行的竞争中，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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