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怀疑中行“清房”努力的真诚，但现行体制的根本性障碍尚存，仍使人对已有整顿的治本效力质疑。

　　本刊记者 张继伟/文

　　2002年2月4日，近来颇有些风声鹤唳的中国银行度过了它的90岁生日。作为中国历史最为久远的一家银行，中行正面临着一场真正的考验。今年年初中行纽约分行、开平支行案的曝光，一方面暴露了中国银行业历史上积存下来的恶瘤，另一方面，也恰恰体现了这家疾患缠身的国有银行近来清理历史、加强内控的努力。

　　“打扫清房子再请客”，今年以来中行行长刘明康在多处场合表达了其战略设想。“请客”(即指中国银行(香港)准备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上市)一直为境内外媒体关注，然而“打扫房子”的动作却被频频发生的大案遮蔽和打断。2002年4月15日，中行伦敦分行又惹官司。一位曾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了15年的前职工在英国职业裁判法庭上指控该行涉及逃税及违反监管机构规定等违规事件。4月29日，中行伦敦分行对其进行了辩驳，但该案的审理将延续到今年秋季。

　　无论如何，“清房”的努力一直没有松懈。去年底中行一次性冲销9亿多坏账，在过去两年中更裁撤了四名省级分行主管，裁减1.5万名员工，关闭内地分行共1900间。开平案曝光，本身就是中行加强内控的结果，又对在清理中求生的中行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中行对此案的补牢之举，因之也更为值得关注。

　　基层释兵权

　　开平案再次印证了银行业“基层多大案”的现实。由于管理半径不够长、权限下放过宽以及员工素质差和地方行政压力，基层行正在成为银行业噩梦的高发区。

　　开平案发后，中行迅速对县级支行的权限进行了收缩。目前中行许多分行已将县级支行的管理职能上移到了二级分行，将账户管理等后台操作按不同业务品种集中，在二级分行所在城市设立操作中心，集中处理资金清算、信贷审批、现金调运、会计核算、财务管理、事后监督等业务。

　　以往在基层行，因为行长权力过大，只要行长和财会人员联手，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从今年1月1日起，中行部分省分行实行了财会主管派驻制，由省行向二级分行派驻财会主管，原则上交流使用。省行财会处设专职部门管理派出的财会主管，每半年向派出行述职一次。

　　在这种初建的矩阵式管理架构下，县支行几乎没有了账户管理的权力，只留下给企业开设的结算账户，贷款权也全部上移二级分行。这使基层行长丧失了混水摸鱼的可能，县支行也从五脏俱全的小银行变成了上级行主要业务的延伸部分。

　　开平事件之后，广东省中行对各县级支行的负责人进行了重新审查，金融从业资格的尺度终于被收紧。有违规经营行为、不诚实的出入境纪录、不如实汇报家庭情况者正在被清查出队伍。受开平事件影响，一些被检举有不良嗜好(比如打麻将)的管理层也被从严处理。

　　然而，现行体制在薪酬方面的束缚仍是障碍。按现行规定，即使省行行长，每月的工资也只有3000多元，与银行家的身份并不相称。从2001年起，广东中行在分配制度上进行了初步改革，取消了档案工资，每人只能拿工资的50%到60%，其余为浮动部分，在科级和副处级干部也实行了竞争上岗。但缺乏更为系统的人力资本定价，这种做法很难带来实质性变化，尤其对于基层行长而言，菲薄的收入和渺茫的升迁机会，很容易诱发道德危机，自甘下流。

　　打破“信息岛”

　　开平案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银行电脑中心的集合。

　　经过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建设，中国银行在全国形成了1040个电脑中心。由于地方发展不平衡，起步条件不同，而总行可调动的相应资金一度较为有限，国有商业银行对业务系统的开发无法进行总体规划。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许多新的业务需求是上级机构无法支持的，因此各分支机构纷纷采用了独立的电子处理系统。这种情况，加上数据网络本身的隔断，中行各电子处理中心之间缺乏相应的联络，形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信息岛。

　　这种各自为政的电脑系统，布下大量陷阱。首先是在银行电子控制系统中加入了手工因素。基层行原则上只需要登入交易信息，由总行控制的后台操作系统进行处理，借此保证每个业务环节的监控。然而在分散的电脑中心里，前台输入的数据并不能自动反映到总行的信息处理中心，而是要经过层层上报，这就为作弊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其次是各种数据的传输，不能达到“real time(实时)”效果，为作弊者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自2000年底以来，中国银行开始了对其电脑中心的统一过程。建成后的中国银行华南(广州)信息中心，将集中华南地区五省一市(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海南、深圳)所有中国银行的业务数据处理，和国内其它信息中心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中国银行的网络共享与数据共享。

　　据思科(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金融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刘维明称，从去年年初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在致力于网络的统一。然而因为牵涉到应用系统、数据库和网络诸多方面的整合，总行系统的整合时间将以年为单位。可以预料的是，在整合过程中此前埋伏下的地雷将被逐一引爆。

　　信息整合不仅是风险控制的需要，同时也是提升服务层次所必需。在刘维明看来，一家银行只有在内部制定好统一的信息标准，实现对客户的数字化分析，才能真正地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金融产品的设计在总行，以下则全部是随时可撤离的销售网点，这正是现代商业银行的活力所在。

　　“我们现在都在炫耀营业网点的数量和规模，但这根本构不成优势。”刘维明称，“花旗银行铺建网点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划，人员、设备、租用场所，只要按清单备齐元素，再把电话线接上就可以开业了，生意不景更可以随时撤离。”

　　内控是一种文化

　　从开平事件来看，稽核系统很可能是中国银行业最短的一块木板。3月15日刘明康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就坦承，中国银行过去10年“缺乏诚信、合规、纪律和透明度，而且没有尽职调查和战略”(lack of integrity, compliance, discipline and transparency, and no due diligence and no strategy)。

　　2002年2月6日，在中国银行工作会议上，刘明康再次强调了内部稽查的重要性。刘对记者称，总行已下令对深圳和重庆的分行进行审计。重庆分行一位负责人已经自杀，一位资深干部被革职，另有一位则被判刑入狱。

　　目前中行采取的是三级控制模式：前台每笔业务都要审核；上级行业务主管部门要对下级行超过授权范围的业务进行审核；稽核部门对异常的结构变动和异常的大额交易进行审核。在电脑中心集中以后，电脑稽核将发挥重要作用。像开平这样的事件，只要通过设定权限，限制支行行长对各科目的调整权力，就可从源头上制止假账。事实上开平案正是因为电脑中心集中后，许国俊再也无权调动账目而东窗事发的。另一方面，总行可以通过在网络系统内不断优化其稽核程序，可提高对各分支机构账目的灵敏度，一旦电脑显示结构有问题，就说明有人在做手脚，现场稽核就可以尾随而至。

　　内部控制制度的改进固然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体现为一种文化，而非条文和制度。有专家指出，银行的内控机制从本质上讲是一套制约平衡机制，它必须贯穿于管理和经营全过程的每个环节。即在对所有关键业务环节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平衡制约机制。每个业务和经理人员都应有明确的授权，任何重大的业务活动，必须有两人以上签字才能进行。荷兰和德国的银行对此最为看重，从总部到分行，不允许任何人独立地执行一个交易活动的全过程而不受到监控和制约。

　　更为重要的是执行。因为即使是把国外银行的蓝本全部照搬过来，也很难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它要求一家银行的最高领导把培养和鼓励内控制度当做认真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坏人包庇了，或者只要有一个行长能够为所欲为，内部控制文化就失效了。”专家称。

　　没有人怀疑中行“清房”努力的真诚，但现行体制的根本性障碍尚存，仍使人对已有整顿的治本效力质疑。西方分析家将议论集中于两点，一是目前国有银行仍有大量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这部分钱最后会否成为新的坏账使人担忧；二是中国现行规定对国有银行家的报酬限制。

　　就在国内继续亡羊补牢的同时，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一再表示，中国银行仍在坚定地推进中国银行香港的上市计划。4月中旬，数家权威性境外媒体报道了中行香港上市缩水的消息。据报道，计划中的筹资额由40至50亿美元减至20亿美元，挂牌地点也放弃纽约，仅选香港一处(仍在美发行144A)。《财经》从中行总行知情人处确认此事，但该行发言人不愿正式证实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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