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还中国经济增长以真实，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统计专家们共同努力。

　　首先，对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萎缩的矛盾，如何解释？1.应该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并不存在如美国教授所称的稳定关系，而是无序波动。无论是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是如此，从1984-2001年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并无明显异常。2.应该承认，能源消费的确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萎缩，其中以1998年最为严重，为-4.1%，1999年以后则每年下滑1.6%左右，能源消耗在1997-2001年间总共下滑了约10%，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此期间同步伴随中国大规模的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煤炭供给受限严格，而电力消费有所上升，煤炭严格限制可能是导致统计内能源消费萎缩的主要原因。3.应注意到能源供需规模存在被明显低估的一些因素。以煤炭为例，近年来限产和关闭小煤窑的措施十分严厉。目前采煤需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在2000和2001年间据称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产量均大幅度下降，只有国有重点煤矿的产量微幅上升。地方和乡镇煤矿分别约占原煤产量的20%和25%左右，根据过去数年煤矿死伤事故有增无减的情况，很难想象地方和乡镇煤矿的私采滥挖有根本性改观。

　　另外，原油和成品油走私也十分猖獗，就在2001年海关两个月缉私就查出了7000多吨走私成品油，乐观估计稽查率为10%的话，那么中国每年油品走私几十万吨并不过分，因此，近年来原煤和油品供需的实际规模可能存在低估，或者说，政府对国有重点煤矿的限产容易观察，而对小煤窑的清理取缔成果，以及对稽查油品走私成果则可能被严重高估了。4.如果我们假定5年来政府调整能源供给结构的努力不是异乎寻常地有效，假定中国能源需求和产业能耗水平也并无显著改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其实近年来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和石油供需存在明显低估。这样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可理解。

　　其次，对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和出口大起大落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1.美国教授们观察得的确没错，在1998-2001年间，1998年出口同比仅增长了10亿美元，而2001年则同比增长了550亿美元，仅仅从出口的剧烈波动看，的确难以设想居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在一个百分点以内！2.但应该看到，以支出法计算GDP增长时，主要考虑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以及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三项。因此就出口和GDP的规模来看，出口波动5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GDP波动5个百分点以上。但若按真正支出法来计算GDP增长则完全不同，过去5年，中国净出口徘徊在2300-3000亿人民币之间，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规模在3-5万亿人民币之间，因此出口波动根本不足以影响最终的GDP增长，简单来说，支出法所体现的经济增长使得出口总量的波动对GDP的影响首先必须稀释为有形贸易净出口，并再稀释为有形和无形贸易净出口，此信号再和几十倍于它的消费和投资稀释，才能最终体现到GDP增长幅度中去，再加上我国"大进大出"、对经济总量影响较小的加工贸易占了全部外贸的一半以上，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远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大，以及外部需求的波动在过去几年基本上被国内投资(包括国债投资在内)和国内资本境内外流动的逆向变动所烫平，那种以为出口波动可以直接折算为GDP增长波动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了！

　　第三，对部门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应该承认，在写此文时，美国教授们所列举的许多数据并无来源，其中他们赖以作出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数据有常识性的错误，所谓主要工业产品增长缓慢乃至大部分产品实际上处于产量下降就是一例，从1986年以来有公开的连续统计数据的34种最主要的工业产品中，只有丝、糖、原煤、木材、金属切削机床、大中型拖拉机这七类在1997年以来出现了产量萎缩，其余均为增长。退一步讲，即使工业产品真的出现产销增长疲弱，也并不足以影响GDP增长率，如果工业品存货投资波动10%，那么它充其量能影响资本形成1%的波动，资本形成1%的波动则至多形成GDP不足0.4%的波动而已！

　　中国GDP的部门构成到底是怎样的？粗略来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第二产业在50%左右，第三产业为35%，因此即使中国农业近年来为零增长，而不是统计所显示的年均2%的增长率，其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也在0.3个百分点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完全抵销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中国SNA统计体系建立不久，因此服务业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世界银行在做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和预测时就多次指出这一点，鉴于服务业中餐饮、物流、自由职业等难以胜数，收费又以现金交易为主，因此官方几乎不可能有详细统计。考虑到中国劳动用工制度的合同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的巨大规模，使用部门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更容易导致的并非高估，而是低估。

　　第四，东亚小型开放经济体近年来的不景气，用以证明中国经济高估的例子，不如作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陪衬来理解更为恰当，中国几乎无限的各层次劳动力的供应，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和潜在的市场规模，使得这些经济体疲于应付中国大陆的增长，这些已有大量文章详细讨论过，在此不作赘述。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迫使东亚经济要么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产业升级，要么以中国经济为腹地进行产业迁徙，否则其衰退无可避免。

　　下面，让我们再抛开常用的支出法和生产法对GDP的估算，从分配法的角度对中国GDP的真实性做一正面研究，以从"第三"角度验证中国GDP增长是否可信。

　　根据国民收入的分配原则，国民收入首先是在企业和个人间进行一次分配。在二次分配中，企业所得被用来交税和自用，个人所得则被用来消费和储蓄。由于企业税率和居民储蓄倾向的变化一般都较为平稳(连续几年平均更是如此)，所以从一个较长时段上，税收和居民储蓄的变化情况大体可以反应经济变化方向。

　　表1 我国各项税收收入与GDP增长对比分析

　　表1反映的是1991-2000年我国各项税收收入与我国GDP增长的对比分析结果。从中看不出1996年以来经济增长有任何高估的迹象。

　　假设加强监管所拉动的部分为税收增长的60%，并把它剔除出去。结果见表2。依然看不出这些年来经济增长的高估现象。

　　表2 剔除非宏观因素后的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对比

　　表3进一步引入了1991-2000年我国居民储蓄与GDP增长的对比分析。从中亦看不出1996-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明显低于统计局公布数据的迹象。其中，2000年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增长倒是与经济增长幅度相比略低一些，原因是股市形势好而利率较低、使得储蓄在当年出现了分流。

　　表3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与GDP增长对比

　　所以，综合表2和表3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GDP数据基本上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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