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独资企业增多，合资企业纷纷独资和谋求控股的现象，应该说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从1997年上半年独资企业合同外资第一次超过合资企业起，至今这一现象已持续了四年，1998年独资企业实际外资额第一次超过合资企业，1999年实际到位外资中，合资企业比前一年下降了近8％，独资企业却上升了22.5％，到2001年，根据其1-10月的外资统计，新批外商独资项目比合资多出70％，投资额更超过合资企业的2倍。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合资企业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一直占有绝对优势，比例一般能占到70-80％。两大投资形式上演如此的乾坤大逆转，其连带出的我国政府、企业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理当引起应有的关注。

　　近年来合资企业纷纷独资和谋求控股的案例可谓不胜枚举。宝洁与北京日化二厂分道扬镳，并给自己广州一家合资企业象征性地留下1％的股份；西门子对中国境内多家合资企业发力增资，使其旗下45家合资公司控股率达到90％；再加上达能控股乐百氏；阿尔卡特以并购控股上海贝尔等，都在向我们展示着当下境内外企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方合资者尴尬的优势缺失和无奈的黯然离场，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合资3-5年后，企业度过亏损期走向赢利阶段的“离异”，更使不少中方企业“悲愤交加”。

　　而如果仅以“弃妇”心理揣度外方，认为其以实力压人、始乱终弃，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则显得既不理智，也于事无益，因为很显然，无论增资还是购并，这一切都是建之于实力基础上的市场行为，而非不讲理的强买强卖，你不想被甩掉，就得拿出不被甩掉的实力。

　　分析外商纷纷由合资转向独资的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一是政策变化所致。外资进入之初，由于开放程度低，国内很多行业不允许独资，合资是外方进入中国的惟一选择，以此为背景进入中国的外资，一旦政策限制取消，企业走向独资则是必然。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走向独资实际上是对中国特定时期非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

　　其次是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结果。中国在开放之初，由于市场化程度低，企业运作赖以存在的各种要素均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早期进入中国的企业在政府关系、政策法律、销售渠道及人才等方面对中国市场均存在着很大的不适应，而选择合资，则可以在这些方面获得较好的解决方案。就像一个外来者进入陌生地需要导游一样，不少中方合资者在特定的时期充任了这一角色。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国内的投资环境与国际日益接轨，加之合资中的外方对国内情况越来越熟悉，已能够很好地解决政策法律、政府关系、销售渠道等问题，“导游”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在此情况下，甩掉“导游”就成为必然，无疑，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实力决定一切的市场中，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你却没有，我凭什么要带你玩？

　　第三个原因来自合资双方在企业文化、管理方面的分歧。一方注重的是如何获取最大利润，并把合资企业纳入其全球战略系统，另一方在乎的则是就业、稳定甚至政绩等很多非市场因素，思维不同造成合资双方相互掣肘，以致贻误商机。

　　“导游”作用已失而“费用”渐涨，结果自然是一方想尽办法要独自去飞。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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