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金京

　　中国会爆发财政危机吗？有没有预警和监督系统？中国应当如何去缓解和释放这些风险？企业、银行、国家财政会不会相互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高培勇教授就此接受了《财经时报》的专访。

　　高称：“目前的体制下，确确实实存在着发生这些风险或出现这些困难的可能性。”

　　他说，财政困难已经讲了20多年了，财政风险也讲了有几年的时间，现在中国的确存在着财政困难，财政收支之间差额那么大，债务负担也很沉重，有不少人认为，起码中国潜在着或潜藏着这样一种风险。

　　高培勇认为，要走出多年来的财政困境，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应当前经济体制条件的财政制度。

　　国有企业、银行与国家财政具有传导性

　　高教授表示，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环节，财政与银行之间是连档裤之间的关系。而现今这样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银行与财政不再是三位一体关系了。他说，如果说三者之间某一方发生问题，会有一种传导的效应，这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前两者，如果发生某些困难或运转失灵的话，肯定要传导到国家财政方面去。反过来讲就不大可能。

　　因为中国尚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完善、其他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条件下，这两个部门一旦发生运转上的问题，它所涉及的范围，就不仅仅陷于这两个部门，它会引起整个经济社会的一种不稳定。假如说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出现问题了，它起码有一批工人下岗待业，有一批工人收入上有问题。

　　特别是国有银行

　　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它所带来的将是全社会的连锁反应。高教授说：“到那个时候，社会的有效运行出现危机，就只有靠国家财政托底了。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最终补窟窿的，都是国家财政。因此，财政的收支安排，应当格外慎重，它是目前经济社会稳定运转的基础环节，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从这个角度讲，它们确确实实有一种传导的作用。”

　　国债启动经济有隐患

　　高认为：“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去启动经济只能通过完成国债去启动。”

　　1998年以来，为执行财政政策所发行的特殊国债为5100亿元，还有为了弥补赤字而发的、为偿还到期国债还本付息而发的，4年来，国债数字的增长速度、扩张规模非常之大。

　　国债都有不同的运行轨道。后两种采用旧有的运行轨道，新增的5100亿元的特殊债，政府最初的想法是短期之内作为启动经济的一种措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借此换取经济的增长，给经济带来一系列跳跃式的增加。但这5100亿元特殊债的发行，相当一部分国债项目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与相应付出的成本、预期的效应是不是相匹配，就不得不去研究。

　　虽然总体宣传，国债投资带动效益非常大——以一元钱的国债投资，带来几元钱的投资和消费的增加，而现在看来并没有达到。它是不是意味着潜在的一种风险呢？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看来，今后国债的偿还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了。

　　高说，当然不能说国债规模扩大了，就必然会怎样。西方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每个阶段都总会有人预测债务达到什么水平，经济就会崩溃了，债务就危机了。但实际上真到了那个时候，经济照常运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是因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实际上讲的是综合因素、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反映，而不是单纯讲金融危机。假定东南亚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单是金融方面出了问题，它也不会导致那么严重的危机。而财政方面出了问题，其他方面的因素不出现，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可以确信一点，只要经济能够照常增长，社会能够保持稳定，财政上出现一点风险，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我们所担心的是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发生变动。

　　回到原来的话题，单纯的财政是否潜藏着某种风险？就金融情况来看，可能比财政更糟糕。国有商业银行大量的呆、坏账，运转机制如此的低下，再加上加入WTO，让人担心的是，国外金融业进入中国给现有的银行体制、银行效率所带来的冲击。如果说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财政做后盾做支撑，高教授担心金融风险将会来临。

　　但高认为，“爆发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和企业危机的总危机”这种提法不太准确。

　　无论财政、银行，只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求的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就有可能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局面，就能避免甚至抵御一些不必要事情的发生。

　　支出控制对于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将如何调控？高认为这是财政部历史的责任。在1996年编制“九五计划”的时候，政府曾经确立了两个财政上的主要目标：一个是到2000年政府基本消除赤字，规定可容忍界限是100个亿；同时宣布到2000年削减国债规模，累计规模控制在3000个亿。这两个目标早已突破了。从“九五”初期，政府就批准了这个规划，初衷是想调控债务，只是后来的经济形式打破了这个目标。

　　调控债务规模，实际上是调整政府收入来源，而政府的支出取决于政府的活动，政府的职能相当程度上又不在财政部的调整范围内，那又如何去控制支出呢？高教授表示：“最大的问题就要民主理财——财政的公共选择机制，目前这套机制很不得力。比如人代会究竟能对政府支出规模控制到什么程度？预算是不是确实能由人代会审议，并做到公开透明？很多时候是一年预算，预算一年，这种预算不具有法制性和纲性，法制的控制力对预算的约束力太弱了。财政部也难以控制这种事情。某个部门说行政长官我现在需要钱了，而且救火似的，财政部又不能不给钱。财政部本身也有问题，它也不愿意被人管得那么死。这几方面因素放在一起，支出规模就难以控制。反过来说，财政部对显性、隐性债务的调控能力也就被大大削弱了。”

　　举个现成的例子：5100亿元的特殊债，是不是必须得发？国家计委、很多政府部门热衷于这个债，你要说财政部不发这个债了，那么好多部门就会不同意。为什么呢？1998年职能调整之后，相当一些部门的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在减少，而国债恰恰又抵充这种资源。

　　考虑到这些因素，谨慎地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现有格局，恐怕是今后包括财政部在内所有政府部门的责任，都要在深化改革、建立民主理财机制的过程中逐步地加以实现。

　　化减对策收支两条线是控制政府支出的很好的措施。再一个是强化部门预算。部门预算是以本单位为单位编制的预算，它一旦被人代会通过，人们就会关心这个预算，加强了透明度和公开化。再比如实行政府采购，采购过程要公开透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等。高表示，这些都是财政部主动出招，化解和抵御财政风险。

　　高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公共财政的收支运作机制。加入WTO后，如果收税不能完全依法而收，收费时没有行为规范，支出不透明，部分支出不纳入预算，搞不好可能被国际仲裁组织仲裁。但这样的改革，是在政府部门最痛的地方下刀子，是自我革命，阻力之大可以预知。

　　高培勇教授指出，中国财政的改革，要以公共选择机制为框架，满足于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调节中国越来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立足于政府部门非盈利性，即它必须提供物质保障，但不能直接介入市场，避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并做到政府收支规范化，法制健全是前提。政府收支形成完整统一的预算，这也是监督审议的窗口和途径。据称，财政部亦在加强对建立监督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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