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业兴趣第一

　　记者：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您改用中文写作是为了更好的与中国青年交流学术心得，而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那么您能跟青年谈一下比如在他们的择业关口以及事业发展中，应该了解哪些经济学的理论知识？

　　张：对于青年来说，最主要的是兴趣。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他们有启发意义的，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今后如何发展，要靠他们自己了。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客观地看待问题，应该要有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我的文章，喜欢听我做报告，主要是因为我比较没有约束。青年喜欢我的想法，因为我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青年听到学术、思想自由的言论，听起来很新奇、很舒服。

　　我希望中国青年能放开去想。如果你希望中国将来好，有很高的理想。你希望中国能有你理想的制度，只会喊口号是没有用的。你首先应该充实自己的知识。要先充实自己，要先有学问，想东西要生动。我希望青年在这方面学我的方法。

　　青年人不要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应该改进社会，应该多去学习知识。当然没有必要都去学经济学，还有那么多的科学、艺术、历史数都数不完，都是学问。对什么有兴趣就走什么路。没必要都走张五常的路。

　　知识就是财富

　　记者：您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企业应如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您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前景怎样？

　　张：加入世贸组织后，重要的是金融制度的改变。另外还有一个，通讯业的垄断。

　　但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一向都是看好的。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青年成长得非常快，中国的知识、资产都增长很快，中国的学术气氛也非常好。人类最值钱的资产就是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另外，中国在产品的品质上都提升很快，价格也很便宜。所以中国打开大门跟外国竞争，一点问题都没有。

　　褒贬任由他人

　　记者：您如何对待学术上的不同看法？您这次来北京有顾虑吗？

　　张：争论没问题。我已经66岁了。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张五常都快成为历史陈迹了。而他们是年轻人。我的历史将成为过去，现在的历史是他们的。人家批评几句，我无所谓。称赞几句，我也无所谓的。我听说过这些争论，但是对理论没有什么帮助，还没有人站起来说张五常的理论是错的。

　　记者：您现在最关注的、潜心研究的是什么？

　　张：我现在在接着写经济解释的第三本，我已经完成两本半了。大约今年9月份可以完成。写起来很艰难，这么辛苦，我在街头巷尾走来走去，观察、作文、提问，转来转去，收集资料和事实。一开始用英文写，但现在我在用中文写作。还有几个月的冲刺，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么大的魄力写完。晚上写作的时候，我抽烟、喝酒，辗转反侧，时常感觉力不从心。

　　被提名是旧事

　　记者：现在有很多传闻关于您有希望得诺贝尔奖的事情？如果得奖，什么理论最有可能？

　　张：我说我应该被提名过的。但是被提名是很普通的事。提名跟拿到诺贝尔奖相差十万八千里。不晓得是谁传出来的被提名，可是被提名是很普通的。今年我有没有被人提名我不知道，但是以往道听途说，小道消息中我应该是曾被提名过的。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感受是中国的青年们很希望我能够得到，这令我很高兴。

　　可能是突然间传出来的，为什么会突然间传出来，为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已经否认了，清清楚楚地澄清了，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可是报纸还要说我张五常证实有这回事。我想想为什么有这种谣言呢？有几个可能的答案。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在我佃农理论重新出版的时候，帮我写序言的那个人，曾经在诺贝尔委员会担任了17年，曾经做过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在我的书上介绍他曾经是诺贝尔奖的主席，他帮我写的序言里翻译成中文。其中他说到新制度经济学，零零碎碎的有很多人参加，其中一个是年纪只有30岁的张五常。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把一个桂冠给某一个人，他自己认为应该给张五常，他在那篇文章里说过这句话。读者只要看到那篇序，再看看他的资历，可能会有错觉。但是你们要明白，他既然帮我写序，绝对不会说我不行，这些是捧场的话。

　　本报记者孙爱国姜灿

　　张五常小传

　　他无法肯定自己生于哪一年，因为他妈妈说他生于1935年12月，他姐姐说他生于1936年。三岁开始读小学，太小升不了级就留级。曾经从小四跳到中一，又跌落回小三。

　　从1959年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到取得教授资格，他仅仅花了9年时间。在加州大学，他师从阿尔奇安和Hirshleifer；在芝加哥大学，他与科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巨匠亦师亦友。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2年回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曾被评为最差的教授，但他课堂上常常人满为患，350个位子依然供不应求。他上课从不备课，从不用讲义，读物指定以后从不依书而教，在一个题目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逃过荒，做过生意，搞过艺术展，研究过古董，也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改革。

　　1969年他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他的《合约机构与非私产的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等论文继续发展了他在交易费用以及产权重要性方面的理论。1991年他作为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京华时报》(2002年4月24日第B2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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