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的天经地义与中资银行的尴尬窘态

　　西方的银行家们并没有因一名律师在上海状告花旗银行收取服务费是侵权之举而改变他们的步调与一贯作风，依旧是我行我素，逐利而生。果然，4月18日，阔别53年之后再次向中国内地居民提供服务的汇丰银行在业务开办之日依旧收取多项服务费，只不过将门槛调低。

　　4月18日这一天的下午，在北京中粮广场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记者们提着听似多样实则唯一的问题：外资银行凭什么嫌贫爱富？为何大门只向富人敞开？而汇丰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刘展智则用一种圆通且又混沌不清的语言数十遍回答着：“我们要考虑成本”，“收费规定已经知会了央行”。

　　但几十年来一直享受免费服务的国人却对收费难以接受，媒体也就势提问“收费是否合法”，在多数人的眼中，银行不收费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而收费难免沾染上“乱收费”的嫌疑。

　　故事至此并未进入高潮，到头来其中精彩的章回缺不了另一位主角——中资银行，从南方到北方，中资银行“中间业务免费大餐即将谢幕”的消息与评说早不来，晚不来，恰在此时风起于市井。

　　先是南方的一些银行择机而动，继而在收费问题上一向谨慎有余的银行业协会也在此时透露说一份《调整中间业务收费的建议》已经上报，其宗旨首先是建立起银行收费的基本理念，对银行收费具有决定权的两家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和国家计委正在协调，中资银行的服务收费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真的是一个难解的故事，银行服务收费的薄薄窗纱就在不经意间一挑而破，中资银行的窘态可想而知：多年来面对无效益甚至赔本的庞大无比的低端客户群，因“担心众怒”而不敢言的难耐之痒，在外资银行的挤压下不得不迸发而出。

　　在服务收费问题上，外资银行给人的感觉就是收费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讲的是一条条成本生意经，而中资银行在服务收费问题上，多年来就像一个极尽委屈的老妇人，不断诉说着她们与生俱来的包袱和谨慎行事的顾忌。

　　各大中资银行都不讳言这样一个事实：低端客户庞大无比。这些客户存折一大堆，但每个存折余额少得可怜，且常年不发生交易，成为死存折。这些客户更少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却不得不高成本维护管理着这样的账户。“逐利而生”的商业银行为何几十年坚持着与自己生存相背离的运作原则呢？

　　这个故事的核心原则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外资银行甫入中国即无遮无掩地对高低端储户采取倾斜的态度，但外资银行的“嫌贫爱富”却完成了它“利润第一”的立行之本，也正是这一铁的游戏规则让难耐的中资银行带着尴尬跳了出来。

　　中国银行零售业务处副处长楼小龙称，外资银行的做法是大势所趋，但哪家中资银行也不太可能挑头，影响太大，担心“引发众怒”。楼还认为，中资银行一向“大而全”的观念令其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提供了服务却不收费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

　　-外资银行的决胜手筋与中资银行的缺乏创新

　　服务收费这个故事已经令人感到了外资银行落地时的冲击波，外资银行吸引了太多的目光，直至吸引着一笔巨大的财富——国内居民持有的近800亿美元外汇存款。

　　外资银行的背景、知名度，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等等一切都有可能在关键时候成为其决胜中资银行的“手筋”。

　　“本质的冲突尚不在服务收费，而是在业务创新能力。”中国工商银行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说，“外资银行在创新上面对我们的威胁最大，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银行业开放时间表，先企业，后个人，因此企业会是外资银行最先拓展的区域。”

　　按照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时间表，今年内对外资银行外币业务的限制将全部取消。人民币业务除已开放的深圳、上海、大连、天津四城市，将再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五城市；明年开放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第三年开放昆明、北京、厦门；第四年开放汕头、宁波、沈阳、西安；第五年取消所有地域限制。五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的限制。

　　但事实是外资银行来势比这个时间表更迅猛，“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已全面折射出社会多个层面对民族金融业的担忧，事件所引起的关注程度与热度已经超越事件本身，人们在担心民族金融业会不会有“倾覆之灾”？

　　“南京爱立信事件”的一个重要细节不容错过：花旗银行可以提供无追溯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是引发南京爱立信公司倒戈的主要动因，无追溯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是西方银行普遍开办的一种保理业务，但由于担心风险容易失控，中资银行是绝不予开办的。

　　“可控能力强是外资银行敢于开办这种业务的背景，”工行的研究员说，“可控风险能力的基础在于外资银行较低的不良资产率，以及较高的收益。”

　　在汇丰4月18日获准营运当天，刘展智就再一次为汇丰旗下的拳头产品“汇丰卓越理财”——一个能提供多项服务并能为其带来更多收益的业务品种打气加油，逐利而生的西方商业银行一直将金融创新看做是命中之重。

　　一头是抢先发力，金融创新，一头是营造全国的战略棋局。汇丰4月18日还宣布，汇丰在广州的筹备已进入倒计时，京、沪、穗中国经济的三大首善之区一朝尽得，汇丰与100多年前初来中国之时相比，显得更加气势磅礴。

　　-中国银行业的变革在于“变革四大”

　　在与外资银行的这一场赛跑中，不管90年代以后新生的一批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如何地活跃，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与状态是关键，正如有文章指出“中国银行业的变革在于‘变革四大’。”

　　按照国际间对银行业的风险标准要求，5%以内的不良资产率才能保证较强的控制风险能力。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大刀阔斧地剥离不良资产之后，在2001年不良资产率平均水平达到了一个被认为相当说得过去的数字——24.9%。

　　拥有50万员工的中国工商银行排列在2001年世界500强之中，但它同时也是人均利润最低的商业银行之一，2001年的利润仅有50多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工商银行，西部地区，以及东三省的亏损冲销掉了来自东南沿海省市分行不断上涨的利润，与此同时，这家近20年前继承了当时大部分国家金融资产的金融巨人还背负着许多包袱，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很多政策性的贷款和支出都有工行承担，在某些人的眼中，工行在一定程度上还扮演着财政的角色。

　　“国有独资银行目前的竞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谁能讨好‘父亲’，谁就获胜。”这样一个极为精辟的比拟来自于对中国银行业很有发言权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之口。

　　截至去年年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业务约占62%的市场份额，结算额占80%。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工、农、中、建在中国是典型的寡头垄断，他们同属于一个“父亲”，他们的竞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而兄弟竞争按经济学的解释是不会在价格上竞争的，也不会在利润上竞争。其竞争结果是谁讨好父亲的问题。

　　-一个明朗清晰的框架已浮现

　　也正是在上周，被认为是“少壮派”的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上表示，工行正在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把工商银行变成一个股份制银行，并争取在5年内总体上市。

　　这是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准备进行股改并上市消息纷传以来，金融圈内近期传递出的一个最明确的信息。一个更明朗清晰的框架早已在两个月前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被规划，四大的改造思路将是进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将引进机构投资者。

　　历史烙印、制度转型，一时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的劣势毕现，但幸运的是还留给了我们珍贵的5年时间，也就是在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前的5年时间。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生存而战的大幕已经拉开，他们步履沉重，前途叵测，但他们也有优势，他们拥有中国最庞大的金融资源，拥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优势。截止到2001年，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金融资产就超过41000亿元，存款余额达35799亿元人民币。

　　“外资银行有软肋，并非无懈可击，”一位经济专家这样说。是的，正如有人分析，不方便、费用高恰恰是它的软肋。

　　在这场中外银行的竞争中，中国的四大舰队已经启动，一个明确的迹象是，在中央金融工作会上，已经决定改革现行工资制度。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不久前在海南博鳌谈及“南京爱立信事件”时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形容中外银行业已展开的比拼，这一说法也足以说明四大银行的信心之强。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前途上，虽然谢平问题尖锐，但他也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可以改好的。”

　　“一是明确提出产权可以改革，国有独资银行可以引进外资，并改为股份制银行，最后走上上市之路；二是已明确提出，国有商业银行是“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这便为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革提供了条件。”谢平认为上述两条是现阶段国有商业银行的重大突破。

　　-文／本报记者张念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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