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初春的晚风中，陈东升站在泰康人寿大厦11层董事长办公室外面那个巨大的露天平台上，面对着《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摄影镜头。在他背后，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大楼，下面是华灯装点、车流如织的长安街。

　　他突然又来了联想，不无兴奋地对着镜头这边的记者喊了起来：“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一个idea，一个章子，一座楼，都聚在你这一个镜头里！当年正是有了我脑中的一个idea，然后天天往人民银行跑审批，行长给我一个章子，我今日才能站在这座叫泰康人寿的大楼上！”

　　和很多中国企业家在镜头面前的紧张与无所适从不一样，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镜头前潇洒自如，巧妙地用各种肢体语言表现他的魅力与风度。

　　是的，如果不做企业家，如果不做《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如果不做外经贸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陈东升或许能做一个不错的演员。不仅因为他儒雅的外形，还因他时不时冒出来的表现欲，以及他对一件事物的想象力和随处可见的灵感。

　　回头看看陈东升做成的每一件大事，1988年在中国首创五百大评选、1993年创建嘉德拍卖、1996年创立泰康人寿保险，陈东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全球和宏观视野，看看外国有什么，中国没有，就把外国的模式和创意搬到中国来，与中国的体制与资源嫁接。他是一个成功的学习者，也是一个内心骄傲的人。

　　当年和他差不多同时下海的人，有的现在在家里悔叹当初不该走下海这一步，有的人仍然在原地徘徊，没有大的腾飞，包括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武大系友，田源和毛振华。陈东升无疑是那一拨人里面最出色的之一，他做大做强的欲望也许比谁都要强。他的商业灵感从他以一个副总编的身份搞中国五百大评选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创业以来的这10年中，他没有受到任何大的挫折，他在成功地创办了嘉德拍卖的品牌之后，不失时机地投向了一个成长空间和市场影响力更大的行业——寿险。1992年年底，嘉德成立没多久，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来钻研保险，开始筹办他想象中的寿险公司。他不否认作第二个选择的冲动源自进入经济主流的想法，金融业能让他驾驭更多的资源。不过，他之后也明白了一点，如果他当初一直在嘉德，未尝不会享受到成功的快感，“或许我今天就能收购eBay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在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期间，陈东升就俨然是个学生领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是他同学的毛振华还记得陈东升在学校组织多学科研究会、知识竞赛的情景。那时候陈东升发起成立了一个“蟾蜍社”，激励自己要抱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志向，或讨论国家大计，或探讨学术。陈东升甚至在宣言里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班将来能出什么大人物的话，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吧！”毛振华回忆说，在1979年上大学之前，陈东升在湖北天门下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过，“有社会经历的人知识面比一般的学生广，而且他有更强烈而明确的理想，知道往哪个方向塑造自己。”

　　实际上，等陈东升1988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面的《管理世界》杂志做副主编，并一手策划了全国最大五百家企业评选活动后，他才明确了一生最终的方向：做企业。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外经贸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宏观经济研究工作，甚至还参与了最初对关贸总协定的研究工作……

　　回忆到这里，陈东升不愿意再往下细说。整个采访过程不断被他“这样不许写，那样不能录”的提醒所打断。这个时候，他的潇洒和率性似乎在悄悄地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内心堆积了许多往事与思考，不断有要表达的冲动，然而却不断要注意言行要迎合“身份”、将自己包裹得很紧的人，你会觉得在他盈盈的笑意下是严厉、不可抗拒和不可捉摸，这或许是陈东升在儒雅亲和外表下的另一半真实。

　　我不禁猜想，他强烈的自我约束有几分是源于金融企业老总的特质，有几分是源于他半官半学、对体制有诸多仰仗的出身背景？——这个苛求细节和完美的人。

　　陈东升和他所领导的泰康现在正被很多人，包括他的企业家朋友看好。泰康人寿被视作国内资产质量最好的保险公司之一，经过2000年的增资扩股，公司净资产从8亿元增加到近20亿元。

　　事业上升快速的上升势头让陈东升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时他甚至表现得比新出道的后生还“狂”，半开玩笑地声称有一句话对他是适用的，那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至今，陈仍口口声声将全球五百大视为泰康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他身边，中国企业家对五百大的理解开始转变，对市值、利润、现金流量这些概念的关注在渐渐瓦解五百大的权威。但是陈东升以温和、淡淡的口气坚持他的梦想：“有人批评我有大的情结，其实他不了解，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这仿佛是一个带着宿命意味的回环。陈东升做企业因五百大而起，他势必强烈地希望在五百大队伍里印证一种价值。

　　《中国企业家》：您在《管理世界》做副主编，搞五百大评选等活动，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可你出于什么动因没有在那个体系下继续往下走？

　　陈东升：我在《管理世界》做五百大的评选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认为中国会进入一个经济复兴的时代，创办企业会成为社会价值主流。当时做五百大研究，美国有140多家、日本有110多家，德国第三，英国第四，法国第五，就是说跨国公司的多少，和这个国家国民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呈正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势有赖于建立有世界一流竞争能力的企业。后来，我发表了一番看法，我在这里再一字不漏地说一遍：西方近现代三百年的历史是财富创造的历史，财富创造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创新的历史，企业创新的灵魂是企业家，企业家的灵魂是企业家精神，所以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和根基。过去我们中国只知道有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不知道有伟大的企业家，只有再加上伟大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社会的标志。

　　《中国企业家》：那就是说在1992年体改委下发那两个“规范意见”的文件之前，你早都有做企业的想法？

　　陈东升：那当然！当时所有的报纸对这两份文件都是整版刊登，我一看，兴奋万分！时机成熟了！我那时有句名言：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在中国做企业，做纯粹的传统国有企业，永远长不大，全面信奉市场，没有政府资源又做不成，只有以市场经济为主，以中国国情的某些特殊条件为辅才能成功。现在十年过去了，我这句名言也不讲了。

　　这两份文件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里程碑式的。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是在马克思时代就出现在西方的企业制度，几百年后，它终于在中国合法化了。产权清晰、真正的股份制企业，是从这两个文件开始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和运营机制，也是以这两个文件为基础的。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对这两份文件的感情不深。我当时做嘉德的企业章程、可行性报告、公司发起人合同，都是抄那两份文件的，在单位照着《人民日报》抄，回家对着《经济日报》抄，把报纸都摸索得起毛了。

　　《中国企业家》：怎么会想到做拍卖生意呢？

　　陈东升：有一次我和董老师、毛振华等人到武汉出差，聊如果做企业的话能做什么。那时我最想办的是工业博物馆。我们当时选择的就是外国有什么，中国没有，就可以做起来。我们当时就想好了，几个人做不同的事。我模仿的起点是很高的。从前老是在新闻联播最后一条看见类似的消息：谁谁在伦敦索斯比拍卖行买了一幅梵高的名画。然后电视画面上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长者，站在拍卖台上，“啪”地敲一下棰子。我就知道我要做中国的索斯比。我想，中国也有5000年的文化，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个一定能做起来。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在现在的中国，最好的创新就是模仿。

　　《中国企业家》：当时那两份文件刚刚出台，嘉德的筹建很困难吗？

　　陈东升：光有主意还不行，你还要有筹集资本的能力，人家要相信你，所以你这个人也要有点名气，不能有劣迹。我搞五百大评选，搞四十年工业展览，认识了一大批企业家，这些老板相信我，所以我去找他们，他们就投资了。我在一个星期里面就募齐了2000万元，主要就是靠过去的人脉关系。因为拍卖行要文化部批，就又找了文化部下面的一家单位，对它说“你不出钱，你帮我们申请，我们给你股份。”这样，文化部才能以上下级的名义受理我们的申请报告，同意成立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后来改名叫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家》：讲讲这个中国索斯比的第一笔生意吧！

　　陈东升：一讲嘉德那真是一部书！我拉了2000万人民币，觉得自己是大老板了，又觉得公司是中国字头的，一定要租个好的地方，于是稀里糊涂就到长城饭店去租了四间房。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不知道拍卖的那些东西怎么来的，不知道怎么拍，就知道索斯比，就知道卖完后向双方各收10%佣金，剩下的都不知道了，我们就像进入这个行当的农民，每天在长城饭店租房的美金白花花地流。1993年5月18日正式开张，到1994年3月27日，才正式拍卖，整整一年，嘉德颗粒无收，每天要付房租、工资、差旅费。我这个从未下过海的人，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人们讲一想到失败是冒一身冷汗，错了，我当时是心在冒冷汗，胸疼、紧张，我的家人和员工都受了很多难。后来他们告诉我，如果每天上班进来看见我在笑，他们也能笑，如果我阴着脸，他们就不敢抬头。因为我自己没本事，就使劲怪员工，好像周扒皮一样，拿着鞭子抽他们：“出去干活，出去干活！”当时文物店看待我们就如同洪水猛兽，知道抢饭碗的来了，说我们卖古董是卖老祖宗！企业的前途都变得飘摇起来，花了很多力气去做政府公关。直到后来拍卖法出台，形势才稳定下来。

　　第一次拍卖，我们就成功了。要感谢很多人，比如我的同学田源、卢建、毛振华等人。其实第一次拍卖品基本一半就被朋友买走了。我们拍了1400万，提走20%的佣金，扣掉一年的房租和工资，还赚了几十万。那天我酬谢朋友，我和我的员工都喝醉了。我永远记得，我就那样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夜，我的副总喝醉了在我旁边的地上睡了一夜……

　　我的人生最兴奋的是三件事，一是当爸爸，儿子给爸爸带来很大的想象力，他将来可能是一个流氓，也可能是一个总统；第二是成立嘉德公司；第三就是嘉德拍卖成功，第三件事是最让我兴奋的，因为一年的压抑、紧张全部发泄出来！那一年给我的压力，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就像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不知道最后老天爷给不给面子，会有什么样的收成。所以给你第一笔生意的人，不是给你一笔生意，而是你的救命恩人！

　　后来别人问我做了泰康是不是还要做别的，我说不做了，一辈子再不做别的什么了，因为创业就像一个年轻人去冲刺世界冠军，集人生所有的心力和体力去做一件事。

　　《中国企业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继续在拍卖业里经营，又去做保险，创办泰康呢？

　　陈东升：我觉得那是金融企业，所以有那种冲动。我是在做嘉德时也在做泰康，做得下不来了。从1992年年底筹备泰康，白天在嘉德，休息时间又在忙泰康。其实如果我一直留在嘉德，今天那个eBay也许就被我收购了！(笑)

　　我的内弟从武大保险系毕业后分到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保险处。有一天晚上，在我岳母家，他讲化工进出口、粮油进出口等四家筹集一家联合保险公司，做财险，但是人行非银行金融司保险处的领导说，现在国家在鼓励寿险发展，结果他们公司研究了半天说寿险一点都不懂，决定还是做财险。我一听，心里就想，这么好的机会，你们不做，我来做！当晚我一夜睡不着，第二天就到新华书店翻看所有关于保险的书，买回高高的一摞，自己感觉仿佛这个寿险公司已经存在了。当时嘉德还没有成立，我还是《管理世界》副总编，周围的人都觉得我不可能。1992年12月底，我去上海出差，住新锦江宾馆，晚上没事我把我的寿险公司方案拿出来，在注册资本那里，我铆足劲儿写了一个1500万美元，这在我脑子里是个天文数字，而今天呢，我们的净资产是两亿五千万美元！所以我脑子里有一句话，这句话不知对别人对不对？对我是对的，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笑)

　　陈东升

　　生于1957年12月27日；

　　毕业于湖北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博士；

　　1983年7月至1988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经贸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担任助理研究员；

　　1988至1993年5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任副总编辑；

　　1993年，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具有国际拍卖概念的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现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陈东升名言

　　＊我们当时是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只有以市场经济为主，以中国某些条件为辅，才能成功。

　　＊在中国现阶段，最好的创新就是模仿，看看外国有什么而中国没有，就可以做起来。

　　＊有人说我有大的情结，其实他不了解，中国人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要在全球五百大里起码有十分之一的企业，而且是自然分布和成长起来的。

　　＊.com公司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引入了founder(创始人)和option(期权)概念。这是很伟大的制度。

　　办嘉德与做泰康之别

　　做嘉德的体会是心累。那时拍卖业的政策不明朗，企业的前途有些飘摇，所以花很多心力去做政府公关，等拍卖法出来后，这个行业才真正稳定下来，那时老为公司的生存发愁。泰康拿下执照后就不存在生存权问题。泰康就是太大了，发展又太快，我从前没有管过这么大企业，一切要从零开始。就像不久前田溯宁在亚布力讲的，高速成长的企业，如果不善管理，没两年就出现“小老头”现象，官僚病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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