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中国民营首富”刘永行认为，新经济形势下，民营企业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但产业选择、人才使用、管理机制、自我学习模式等是民营经济永续发展的源源动力，而不切实际的企业发展定位，也容易造成企业的疯狂。4月12日，记者趁刘永行来东莞参加“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之机，对这位“中国民营首富”进行了采访。本报记者王海荣

　　失败？太多了

　　记者：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回顾历程，您对“富贵天注定”的“天命”说法如何看待，您个人是否有“天赋使命”的感觉？

　　刘永行：“天命”实际上主要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质禀赋，是“富贵”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然条件。一个人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天赋潜能，比如我适合做生意，但如果让我写书法，我肯定没有这个本事；其二是为合理的建设性目标所付出的意志力，凭这个意志力去创造、坚持，直至战胜困难。

　　记：支持“希望”发展壮大的源源不断的原动力来自于哪里？

　　刘：当初我们下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改变贫穷的生活状况。但是今天，财富本身已经不重要了，用财富去改变周围的环境，尤其改变其他人的生存状况，让企业员工的自身价值得到体现，成为我今后最大的追求。在希望集团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培养出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我们在上海有一位姓杨的销售商，非常成功，身价早已过百万，后来他干脆把名字也改成了“杨希望”。

　　记：失败是成功之母。在您的创业生涯中，有没有实际例子？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您能否提一些忠告？

　　刘：失败？太多了。在事业初创阶段，我们遭遇了一次欺骗。刚开始孵小鸡的时候，我们把农民的种蛋拿来自己孵，又花了20块钱，做了2000幅小广告，到市郊到处张贴，一下子来了10多万的订单，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以为成功了。但当我们去追款时，这个下单的人已经跑掉了，他老婆跪在地上，让我饶了他。看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几万只小鸡马上就孵出来，我们没有钱买饲料。这时开始农忙了，农民也不要。逼到要放弃的时候，最后我们想到城市碰碰运气。幸亏城里人那时候想养点小鸡，结果用了10多天把小鸡卖完了。

　　经过这次差点让生意夭折的受骗经历，我们消沉了几个月时间，不打算做了。但是后来我大哥就发令了，他说一定要做，不要这样消沉下去，敦促我们重新创业。我们也坚持下来了。如果放弃的话可能没有现在。

　　当初分家是为了让精英进来

　　记：听说“希望”在用人上“专用外行，不用内行”。这种用人之道对于其他民营企业是否有借鉴作用？

　　刘：这是我们90年代初的选才方法，那时之所以用“外行”人才，是因为这种人在可塑性与再造性上具备相对优势。企业搬到上海后，我放弃了这种方法。管理层必须用内行，企业只跟最优秀的企业人合作。为此，我们引进了一大批外资企业的经理、厂长，而且我们的实力也足以吸引他们。

　　记：这种不同发展时期的用人观，是否可以折射出民营企业的利与弊？

　　刘：在民营企业的创业初期，家族式经营是最佳形式。因为经营者对企业资产是高度负责的。所以说家族式的企业永远不会消亡。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就有40%是由家族式所有或经营。但它和任何企业一样有它的弱点。尽管它高效率、对企业高度负责任、决策迅速，但它的弊端第一是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低，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第二是公司的规模做大了以后，难以保证最优秀的人才在最高位置上。

　　希望集团在1995年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阻碍企业的发展。所以当时作出了分家的决定，以让家族外的社会精英参与进来。现在东方希望集团总部里没有一个是我的亲戚，多个总经理也都不是。他们都是从社会上招聘来经过培养后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我对他们很尊重，也给他们比较大的发挥空间。

　　记：据了解，目前已有200多家外资饲料企业进入中国，一些公司的投资都在亿元以上。您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在经营方式、思考习惯等方面具备哪些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足够应战吗？

　　刘：这些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个个都是来者不善，志在必得，他们几乎都是战略性投资，开始以抢占市场份额为主，几年后再赚钱。我们不要被他们财大气粗的阵势迷惑。初期竞争时我们占有相对优势。在国内，民企更具有熟悉国内市场和低成本这两个有利条件。外企到中国来以后，往往有代理链过长、决策反应慢的弱点。在与外企的竞争中，民营企业是有希望打胜的。况且对于民企来说，入世后还有一个好处是将会有很多行业对它们开放。WTO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机会是主要的。

　　优势还在制造业

　　记：1996年以后，你们开始涉足多元化投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你们投资了光大和民生银行以及民生保险公司。您是否应该考虑上市融资？

　　刘：我进入金融领域只是一种临时的股权投资手段，不是分公司、子公司式的概念。因为“希望”需要这个通道支持实业发展。最近，民生保险公司就要开业了，我们占有5%股份的光明乳业也即将上市，这些都可以实现现有资产的增值。尽管如此，我的优势还是在制造业。我现在没有考虑上市的问题，不是反对，而是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在证券二级市场上进行炒作。

　　记：成功带来的压力是否使您感到超越自己的难度？在“希望”这张旧皮身上，您计划要蜕出怎样的“新皮”？

　　刘：这几年我一直在寻找饲料之外的出路，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找到了。近期我们要陆续投4亿元到一家山东国营铝锭厂，争取在后年形成20亿元的年产值；另一个投资项目是赖氨酸制造，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开发了6年时间，目前的发酵能力已经达到国际水平，未来两三年内要形成4亿元的年产值。

　　记：这种三足鼎立的产业平台是否意味着“希望”的多元化取向？

　　刘：中国企业成功在于“简单”，失败在于简单的“复杂”。“简单”在于资源集中，主业突出；“复杂”在于投资分散，主业不突出。我们选择“三足”，是依托在企业的固有优势成本，是对企业相对优势的深化，比如赖氨酸项目就是一条沿着食品和饲料业继续扩张的道路。

　　不太喜欢“首富”这个提法

　　记：您如何理解企业家的角色定位？您自认为是一名合格的舵手吗？

　　刘：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培养一个优秀的最高管理者最重要。在他的身边，一大批年轻的优秀人才会成长起来，这是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有人曾经用几个相加的因素给我画像，胆量＋学习＋努力＋探索＋创新，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合格。

　　记：做“首富”的感觉如何？在创业的过程中，您有没有特别孤独的时候？您如何排解这种感觉？

　　刘：其实我不太喜欢“首富”这个提法，因为这个评定标准是媒体评定的。排名的惟一好处在于可以做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因为一些西方国家一直都不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持续下去，这个排名正好是中国个人财富的标志，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开放的决心。每个人都可能孤独，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因为创业的时候经常忙不过来。但在失败的时候不孤独，因为我们几兄弟很合心，对我而言，这是最大的安慰，因为亲情是最好的化解剂。

　　记：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耕耘，现在“希望”已成为媒体明星，您也一下子浮出水面，成为众人眼中的公众人物，对此，您有没有瞬间“被掏空”的感觉？

　　刘：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知名度提高了。做演讲、接受采访的时间多了，学习的一些时间肯定会减少，可能工作上压力会大一点。但这样也有好处，比如商业机会可能就多一点，被社会理解程度就高一点。有得有失嘛。

　　“我怀念小康之家的生活”

　　记：人们常说，老二在家里，前有老大顶着，后有老幺宠着，容易变得中庸，成为两头不讨好的受气包。你觉得这种角色是否影响了你的性格？这种性格是否有成为你创业过程中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碍？

　　刘：我们四兄弟是互补的。现在的成功，也是四兄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的名字是非常有意义的。言、行、美、好，名字代表了各自的性格特征和行事原则。我哥(永言)是发号施令，创业是他提出来的。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是他一定要我们继续前进的。我是永行，永远实践，去把事情落到实处。我三弟永美(因小时过户给一陈姓人家，故又名“陈育新”)，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我四弟永好，他是做沟通协调，让社会理解“希望”。在外创业的时候，永好的外交公关能力较强，我也经常与他一道参加一些对外活动，学习他的长处。这样可以慢慢把自己性格中的不利因素压小、控制好。

　　记：很多成功是否意味着私人生活空间的丧失，工作会否占去您绝大部分时间？

　　刘：我十分怀念小康之家的生活，一家人守在一起是最好的。我现在只要在上海，就尽量和家人在一起。

　　记：您生活中都有哪些特别的兴趣爱好？

　　刘：我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不打麻将。这样的人在四川被叫做“二百五”，我在吹、拉、弹、唱方面样样是弱项。只是在高兴的时候，偶尔会自娱自乐唱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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