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税收快速增长，我们认为不能直接得出需要减税的结论，应对其增长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近年我国税收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加强征管和许多一次性因素的作用，并无制度性增税因素。若去掉临时性因素(各年不同)，我国的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步伐是大体一致的。

　　税收增长来自哪里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收1400多亿元。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5126亿元，到1999年突破l万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到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突破1.5万亿元，只用了2年的时间，我国税收增长呈现加速之势。

　　税收的快速增长理论上说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制度性增税”，即提高税率，或开辟新的税种，或扩大征收范围；二是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因经济、管理、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引起税收增长。

　　我国的情况是，1994年以后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制度性增税”措施，仅仅是恢复了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的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以及把原有的车辆购置费变为了车辆购置税。由此看来，实现税收快速增长的第一种途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一个判断：这几年税收的快速增长不是政府主动“增税”造成的。

　　从因素分析来看，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导致税收快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l、“自然性增长”因素。这与税制无关，而且也与税收管理构架无关。2、“管理性增长”因素。这是指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经济规模不变的务件下，由于税收征管力度加大而带来的税收增长。3、“政策性增长”因素。这主要是指以前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到期、恢复征税而带来的税收增长。

　　我们认为，税收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改善，几年来GDP一直保持着7％以上的持续稳定增长。尤其从2000年起，国民经济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1年GDP已达9.59万亿元以上，这就为税源扩大、税收增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有关方面测算，2001年全年由于经济增长直接带来的税收增收达12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46％。

　　“管理性增长”和“自然性增长”在理论上可以分开，但在实际运行中难以剥离。长期以来，税收流失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我国目前也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偷税和逃税现象，造成大量税收流失。税收征管长期没有到位，这就意味着现行税制的筹资功能与调节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几年之所以有税收的快速增长，一个重要的方面，恰恰就是通过完善征管体系，强化征管力度，减少了税收流失而实现的。据有关方面测算，2001年税务系统加强征管增收近7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26％。例如，1999年打击走私，关税猛增800多亿元，占了当年税收增量的一半多。

　　应当指出，我国近年来在税收增长的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措施。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1999年7月1日起按税率减半征收，2000年暂停征收，近两年每年减税额达到200亿元。另外，还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时，国产设备投资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以不超出当年所得税新增额40％为限)；房地产二级市场的税收减收50％；对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实行了多种税收优惠，等等。这些政策性减税措施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税收的增长速度。

　　对经济影响的两面性

　　税收是改变资源配置的一种信号，通过对我国近几年税收数据的分析，得出一些结论。

　　1、税收的相对规模不大，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力有限。也就是说，无论是正面作用————如有助于社会公平，还是负面作用———如抑制投资需求，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近几年来，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表明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力在增强。而且税收占GDP比重的提高，还强化了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能力，有助于政府纠正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从而优化整个经济运行的环境。这就是当前税收快速增长带来的正面效应。但由于税收的相对规模仍不够大，故由此带来的正面效应也有限。

　　2、边际宏观税负明显提高，对经济产生的边际影响力显著加大。从1998年以来的情况分析，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都在25％以上，2001年这个比重更是高达39.7％。这意味着近几年GDP增量的1／4以上都被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拿走了。在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下，这种边际影响力的负面效应要大于正面效应。但非常重要的是：在近年我国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宏观层面的上述负面效应被抵消了。

　　总之，税收快速增长会带来多大的效率损失，取决于多种条件的组合，既涉及到税制结构、税收的相对规模大小、边际宏观税负变化的具体成因，也与当时经济运行的冷热状态和特定条件的组合密切相关，单纯依据税收增长的快慢，是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

　　是否减税还需结合实际

　　当前减税的呼声很高，其理由归结起来有三点：一是税收的快速增长产生紧缩效应，与当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悖；二是减税可以刺激内需扩大；三是减税已成为世界潮流，美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减税计划和方案。孤立起来分析，这些都似有道理。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我们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出和思考问题，即减税有效吗？减税刺激内需是无条件的吗？

　　(一)从政府配置资源的角度分析，近年我国通过税收增长来扩大政府配置资源是一个可取的选择。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一是市场，二是政府，两者并行不悖，而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如果认为这个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剩下要解决的就只是途径或手段的选择问题。

　　政府配置资源，首先要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其集中的手段有三个：一是税收，二是收费，三是举债。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一种内需不足、增长乏力的状态，这说明市场配置资源出现功能性失调，需要政府通过扩大资源配置份额来干预经济运行，弥补市场的暂时失调。而通过税收来实现政府配置资源，客观上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二)从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我国近年如大规模减税未必能够有效扩大内需，而税收的增长却未必会抑制内需。

　　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有三种路径选择：一是单一性扩张政府支出，二是单一性减税，三是既扩张政府支出又减税，历史上第三种选择较多。从我国当前的情况分析，更适宜采用第一种选择，即扩张政府支出，而不是减税。原因如下：

　　1、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模式，制约着减税对扩大内需的有效性。

　　减税刺激内需，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因为直接税不能转嫁，其纳税人和负税人一致，减税的作用点是可确定的，故而产生刺激效应。而间接税相反，纳税人和负税人不一致，减少间接税所产生的刺激效应会大打折扣。二是具体措施要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即使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但若不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反而会对富人有利，那么，减税刺激内需的作用就会很小，甚至可能产生紧缩效应。

　　对比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上述两个条件是不具备的。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比重高达65.42％(含海关代征的两税)，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仅占税收收入的24.91％。在这样的税制结构下，实施减税难免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引起物价下跌，加剧持币待购的社会心理。

　　只要税收增长带来的税收收入不变成财政盈余，把这些钱全部都花出去，总量上就不会造成需求紧缩。若是用增加的税收收入更多地用于转移支付，改善社会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状况，那么，税收快速增长不但不会导致需求减少，与积极财政政策相悖，而且还有助于扩大社会有效需求。

　　2、从投资的“规模性要求”来看，减税对企业增加投资的刺激效应较弱。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对税收增长的贡献虽日益扩大，但现在仍不是主体。在这样一种税制结构基础上，减税主要落在企业部门，对扩大有效需求作用有限。

　　企业对扩大内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是有“规模性要求”的，就是说，达不到一定的资金规模，企业即使手中有钱，也没有办法进行投资。当然减税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利润预期，从而增强民营企业投资的信心。但在分配秩序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可能是这边减税，那边却在增加收费、摊派。因此，这方面的条件没有具备，即使减税也是白搭。与其把注意力放在相对比较规范的税收上，到不如把重点放在各种非税收入的整顿方面，减少各种五花八门的乱收费、乱摊派，比减税更有助于企业利润预期的形成，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这几年我国的实际情况正是把减轻企业非税负担作为重点。

　　3、进一层分析，我国目前出现的通货紧缩与市场疲软，其重要根源之一在于经济结构扭曲引起整个经济循环不畅。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消费，调动投资，没有对症下药，作用将很有限。

　　既然减税的作用很小，不选择减税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同时，靠自然性增长和管理性增长因素实现的税收增长未必会抑制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大。相反，如果不是单纯从经济学教条出发，而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这些年税收的快速增长，不但没有抑制内需，而且还对扩大内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这与通过举债来扩张支出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政府举债扩大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那么，税收的增长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通过税收这个手段，把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规模化的政府投资，将潜在的需求变成了现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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