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军

　　从去年开始，香港政府及工商各界对与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一事显得相当主动与积极，而中央对于香港的这一建议也积极回应，并迅速展开了首轮磋商。但几个月过去了，实质的进展不大，据悉，在会谈中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近日港府与内地将进行第二轮磋商，在磋商前，几大商会均积极提出正式建议，希望港府能争取到更多有利港人的优惠措施。

　　在此，让我们全面了解中央与香港政府在自由贸易的商谈中遇到什么问题？而香港工商界又希望通过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获得什么利益？

　　“香港公司”界定成焦点

　　在香港与内地探讨自由贸易安排时，不少在香港经营的公司，包括一些在港设办事处的跨国企业，都期望能从中分一杯羹，透过这一优惠安排及早进军内地市场。但据悉，内地担心这会变相让外国公司绕过世贸规定，暗度陈仓进入内地市场。因此如何定义“香港公司”顿成为焦点。

　　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就曾公开表示，港府向中央提出自由贸易区建议至今进展不算快，后来内地还回避了“自由贸易区”这个字眼，改为“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和“自由贸易”，当中困难自不待言。他认为，中央除了要防止其他世贸成员的投诉之外，还要面对内部的协调问题。首先，香港基本是无关税区，而内地却是高关税区；如果香港与内地成立自由贸易区，日后外国货到了香港，一定有很多缝隙转入内地，中国就会失去关税的屏障。所以，怎样才算是真正的香港公司或香港货，必须界定清楚。

　　笔者以为，刘锐绍的这一分析是有根据的，而中央的谨慎处理也是情理之中。据悉，自去年7月港府开始进行的香港新西兰“自由贸易协议”方案，因为双方未能就“香港制造”货品的产地来源界定达成共识，故呈现胶着状态。据了解，双方分歧主要在于新西兰政府对港货产地的定义相当执着，认定最后组装部分，一定要在港完成才算港货。但港府认为，只要产品有重要改变则可以算香港制造货品。

　　因而，香港工商界认为，在内地与香港第二轮会谈中，有关“香港公司”的定义将是磋商焦点。

　　对此，香港总商会向特区政府就香港公司界定问题提出4个不同定义：1.循公司的合法性考虑，如是否在香港上市、以及大部分股东及董事局成员是否为香港居民；2.实质考虑，例如在香港纳税、1／4收入来自香港或内地、在香港或内地经营了5年、聘请香港员工等；3.考虑过各种因素设评分制；4.按个别行业设不同条件。该会总裁翁以登认为，首两项建议比较可行，因为复杂性较低。

　　但工商局长周德熙却批评总商会的建议有违世贸规则，因为“按世贸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条”，不能以股东的国籍或居留权界定为本地公司。

　　港商希望得到什么？

　　在内地与香港即将进行第二轮“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磋商前夕，在工商界甚具影响的香港总商会及香港工业总会先后向特区政府提交意见书，表达工商界的意愿。

　　总商会建议，在3年内希望争取内地市场进一步开放予港商，而一些内地认为比较敏感的行业，如银行、保险及电讯业，可以试点形式在广州先试行。

　　同时建议本地旅行社可在内地办境外团；专业服务可独资在内地开设办事处，专业人士的考牌制度亦可以简化；对批发及零售服务业提供国民待遇，以便他们在内地进行分销。此外，一些中国没有向世贸承诺开放的行业，例如展览服务让香港可以抢先登陆，在内地开办展览及举行大型会议的业务。

　　总商会总裁翁以登还建议，首阶段内地对香港产品应实施零关税，亦即让港商比其他世贸成员，早一步享有较低关税的优惠。翁以登指，由于香港的产品不多，故此建议对内地产品不会带来很大威胁，相反对香港的生产商很有利。他以金银珠宝业为例指出，内地目前的关税为33%，但承诺在2005年降至20%，如内地可在本年底便对香港珠宝制造商实行零关税，业界预计每年可额外输出10.5亿元产品到内地。

　　而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商会，香港工业总会近日也向财政司司长及工业贸易署署长提交建议书，建议港府以“先易后难”方式进行商谈，第一阶段应与内地商讨，在一年内先全面豁免香港货品贸易的关税。

　　工总建议，针对制造业双方应就原料方面作出磋商，考虑把内地原料当作香港原料计算。因为香港原料有限，而内地资源丰富，这样一来，内地原料市场可望更加活跃，并容许内地企业有一段适应期去掌握开放市场的运作。

　　该会主席罗仲荣又称，第一阶段内地同时应加快开放香港企业到当地市场融资及集资的步伐，以达致双赢的局面。他指出，香港办得成功的公司，现时可在纽约、新加坡及伦敦等地上市，内地与香港关系密切，不应对港资企业设下关卡，而且此举可望带动内地股票市场的市值增长。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后，外资的进一步涌入无疑对港商产生很大的冲击与压力，特别是近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后，香港经济一直不景，因此港人急于得到中央方方面面的特殊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及贸易体制下，很多良好的愿望，一旦实施起来也颇费周折。

　　对此，非经济界人士的刘锐绍就不表乐观。他认为，无论是实施零关税或在特殊领域优先港商开放都有一定难度。他分析，即使中央愿意，但地方政府基于本身利益，对这些港人提出的自由贸易要求有保留。举例说，如果广东与香港成立自由贸易区，那么经广东输往上海的货物?包括在广东本地生产的货物?，上海会不会征税？想深一层，在一个国家内又怎样征税？届时为了保护自己，一些地方会巧立各种名堂收费，行政处理将更混乱。他认为，内地地方政府普遍只欢迎前往投资、帮助出口的自由贸易，但不大欢迎自由贸易区。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台湾问题。刘锐绍也曾坦率地分析过，如果中央同意以“香港与广东同属一个国家”的理由来建立自由贸易区，那么要怎样对待台湾？北京希望以经济推动两岸政治谈判，但不愿台湾只讲经济而不能促进统一。不久前石广生也说，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区需放缓讨论。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较早时也说过，台湾要加入构想中的自由贸易区比较困难。这些态度可以反映北京要考虑的因素更为广泛与全面，不仅有经济，还有政治成分在内。

　　所以，刘锐绍提醒港府官员，虽然港方已改变以前不愿与内地结合的思维，但要结合也要讲求北上攻略，应从易入手，并要深入了解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各种不同想法，知己知彼才能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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