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北京)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渐渐放缓，通货紧缩挥之不去，原来为经济快速增长所掩盖的许多问题开始浮出水面。20多年来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基调，以增量的活力覆盖存量的问题，老体系得到新体系的“输血”滋润，新体系付出少量“失血”的代价换得更广泛的成长空间，此消彼长保证了改革始终具有前行的推动力。但经济增长放缓，使得众人的视线从做大蛋糕转移到了蛋糕的分割，使得一系列问题严峻起来。

　　先不妨分析一下国家财富的账户情况。

　　“国富”的负债方

　　一是外债，包括名义外债，以及全部以地方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担保的外对借款，保守估计在1.2万亿人民币；二是国债，大约在1.1万亿；三是债转股可能造成的撇账，大约在1.2万亿；四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至少在3万亿，如果考虑到农村社会救济的费用，则可能为5万亿；五是银行系统的坏账，如以贷款余额的一半计算则在3.5万亿；六是股市中可能沉淀的坏账，最少约为0.3万亿；七是基层财政庞大的赤字，已有约在0.5万亿，总计约为12.8万亿人民币。大约为中国GDP的140%。

　　“国富”的资产方

　　一是国际储备，大约为2万亿人民币；二是国有资产净值，满打满算大约有3.5万亿，这一块是账实难符和缩水之中的；三是包括土地、矿产等在内的自然资源，但应看到此类资源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难度相当大，保守估计为2万亿；四是其它随技术进步而衍生的资源，例如无线电频道资源，3G牌照资源等等，大约为1万亿；五是隐蔽的爬行式通货膨胀税，即铸币税收入。总计约9万亿左右，但动用此类资源同时也意味着政府信用的弱化。总体上，“国富”账户是资不抵债的。

　　“国富”账户困窘

　　粗略看来，大致有两个，一是渐进改革的沉淀成本，例如社会保障和金融体系坏账问题；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以权谋私，其中既包括将既有国有资产“化公为私”，也包括将非国有资产通过或明或暗的九曲回廊转化为“国有资产”继而塞进私人腰包。这两者都意味着要在既存体制内逐步降低国家综合负债率的难度，随着体制蜕变和开放加速而日益举步维艰。当然国富账户出现赤字并不意味着国家信用立即受到挑战，国家信用续存的基础在于其能够维持国民收支账户的平衡即可，尤其在财政收入较为宽裕时，政府能够感受到的现实压力可能更小。但应看到各种潜流暗涌的危险性已难以避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事故和社会振荡高频发生阶段，所谓“天之示警，亦已至矣”。渐进改革要小步紧步不停步，否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渐进改革也需要稳定，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充实国库之举

　　充实国库说到底是国家的长期发展问题，中国目前税收收入快于GDP增长，GDP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民的格局有涸泽而渔的味道，要么导致经济体制的再度集中趋势，要么是不可持续的。可解燃眉之急的体制改革举措大致包括：一是加速实现国有资产的分级所有，这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的顺势而为；二是尽可能防止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流失，如果难以做到向中央集中，至少可考虑中央和地方共享；三是试点性地放开地方政府的发债权，避免中央统揽各级财政赤字的硬风险；四是落实税收源泉征缴体制，没有金融、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政府职能部门的联手，没有企业和个人信用和纳税记录系统，那么税收系统就难有效率；五是做大国债的“资产池”；六是加速民间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老旧的投融资体系外另辟蹊径。但上述改革不管哪项，都可能牵涉中央和地方因划清财权而连带地划清事权，因划清事权而导致对宪政体系和联邦体系的重新诠释，并导致既得利益阶层的激烈反弹。

　　既往不咎？

　　如果不充实国库，则国家信用可能逐渐蚀空，毕竟财政支出膨胀容易，收入增长难，这在经济增长趋缓时更是如此；如果充实国库，就需要缓和收入分配的矛盾，使得渐进改革获得新动力，否则放权让利就可能蜕变为与民争利。不安征兆已有所抬头，这集中体现在从2001年延续至今的各种热衷于揭露黑幕的报道，盘根错节的大案要案的不断引爆，以及高层官员的不断被“双规”等方面。改革和发展的停滞只能激化矛盾，而其持续深化才能缓和、稀释和解决矛盾。如果审时度势有误，则激进思潮和举动的返潮无论如何不是好事，中国的历史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都说明人类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渐进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我们仍然不能不记起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也许中国现在正需要既往不咎或少纠缠；来日可追或逐步清明的“大赦天下”的大度姿态。

　　敢行“大赦”，圣之时者

　　在已有的存量问题上纠缠不清，是以暴露历史旧账的“扒粪”，既得利益阶层不可能不抵抗缴利放权的任何改革方案；着眼于未来的增量上明晰分配规则，是促使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阳光化”，也是给既得利益阶层体面谢幕的“下台阶”。不赦免的铁血政策，使得一大批才华过人的精英最终被“双规”或刑事裁决为“糟粕”，这类似于庸人守着一株桃树任其烂熟而无过失；但种下桃核成桃树的才子摘了几个果子就物是人非。类似褚时健等的悲剧多了，也许是更大的悲剧。“大赦天下”于中国朝代更迭时如此，韩国、南非、印度尼西亚乃至柬埔寨等国莫不如此。大赦天下其实是自救和自赦，也是自新和自强。对于既得利益阶层，只有向前挪动，自己才有可能全身而退；对于新兴改革阶层，只有不计较赎买，才能够从重重困境中摆脱出来，推进中国未竞的改革大计。

　　大赦之计，除了少纠缠已有蛋糕的分配，努力做大蛋糕并在此进程中完善分蛋糕的规则外，恐怕还有很多其它含义，即使在中国古代，赦免同时也意味着赦朋党、减官吏、轻税赋、开言路、逐婢女、抑豪强、宣仁德吧？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深化改革阻力重重时，有勇气抓时机，顺大势，与时移者，也许就可能是载入史册的“圣之时者也”。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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