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相

　　——1月10日，国华商业银行香港分行诉×都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

　　——1月22日，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诉广州×轻集团控股公司，案由：借款；

　　——1月31日，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诉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2月7日，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诉广东科×（容×）集团有限公司，案由：借款合同；

　　——3月5日，招商银行诉广州×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月28日，交通银行诉万×电器……

　　今年1月7日，法院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记者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惊奇地发现，在1月至3月的经济案件审理排期中，借款案和借款合同案竟然占了30多宗案件的80%，原告大多是商业银行，而被告大多是连记者也要“为之讳”的大名鼎鼎的业界巨头。众所周知，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经济案件的立案标的标准早已不是300万元，而是600万元。也就是说，被冠以“经初字”字样的中级法院一审案件，只能是达到或超过600万元的大案。

　　去年年初，记者在广州市中院看到的借贷纠纷案件，基本上是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债务纠纷。而今，银行大量介入是意味着企业信用体制面临困境？国家注册税务师、广东金桥百信律师所合伙人赵宏彬大胆推断：出现银行集中“追债”的现象其实有其必然性，银行的清债高峰即将来临。

　　其实，在过去几年，银行通过法院解决借贷纠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为什么会出现今年大案较为集中的现象呢？赵宏彬认为，主要是受金融大环境和入世趋势的两头挤压，自2000年始，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整顿金融市场秩序的措施，例如确定实名制，封杀了个人利用职权私存单位公款的行为，2001年，商业银行的监督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更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整顿的细则。由于前些年有些金融机构信贷操作不太规范，造成大量资金流入“不轨”市场，有的资金通过企业注入股市，有的资金通过间接渠道进入其他行业。在整顿力度逐渐加强的情况下，银行急于资金回笼，只好收回贷给企业的到期款项。这时，矛盾出现了，由于不少企业资金运作以流动型为主，众多银行一起抽回资金必然造成企业资金链的中断。于是，有些还得起钱的企业也只好暂时欠债，而银行见“追讨无门”，惟有上法庭。

　　由于入世，国内的许多产业都面临结构性调整，个别企业也出现短期的不景气。资产以千万规模计的企业自有资金往往有限，需要的钱大部分来自银行，当这些企业成为夕阳企业，它们所经营的行业成为夕阳行业时，结构性调整也必然会使相当一部分资金被市场白白消耗。由于银行在法律上只是债权人，而企业是债务人，市场的风险要由企业承当，最后还债的重担只能落到企业头上。

　　此外，目前的市场监管机制也难以确保银行贷款的安全。例如上市公司需要借款，必须向银行提供年报、中期公告等一系列文件。而其他的中小型企业，只能提供自制的财务报表。连监管相对完善的资本市场都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完全真实，更不用说中小型企业了。目前，此类以银行为原告的案件的相对人主要是：房地产公司、上市类的股份公司、与股份公司相关的控股公司、劳动力密集的大中型企业和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企业。

　　对于仅是资金周转“不畅”但仍“良性”经营的企业，银行讨债只会加重企业的经营困难，尤其是造成资金运作时的困顿，最好的方法是在确认债权后和解，给予企业一定的缓冲期，具体作法有：其一，给予企业新的贷款，让企业以新贷款还旧贷款，此举可以改变诉讼时效。其二，如果企业欠债是因为当时银行对企业审贷时存在漏洞，如果有第三方担保的，可以对第三方重新确认担保。当然，如果企业难以有更大的发展，又欠债累累，在保证职工权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不妨考虑诉讼，申请法院裁定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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