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蔚

　　街头卖手袋的叶钜年已60多岁，穿着普通，脚登拖鞋，与一般小贩无异。

　　“说我曾经是有钱佬，真是没有人相信呀！”叶钜苦笑着说。

　　这个故事令人难以相信，但香港土地注册处的资料里，他和妻子、女儿确实拥有曾超过10亿港元的物业，深水湾70号、中环摆花街1号等还是超豪华的独立豪宅。

　　他与家人的官司，在1997、1998年曾轰动一时，当时叶钜仍然被称为“亿万富豪”，他上诉法院，控告妻子和女儿利用他不懂英文的弱点侵吞他的家产。而妻子则指控他有外遇，提出离婚。其后，儿子又指控被他在股东大会上殴打及恐吓。一家人反目成仇，从此只在法庭相见。

　　笔者多番追问，当年他与家人究竟有什么恩怨，以致妻子和四子一女非要将他赶上绝路不可？他含糊以对，始终不肯正面回答。

　　白手起家，一朝赤贫

　　叶钜的发迹过程，是香港上世纪八十年代典型的靠“炒楼”致富的故事。他1937年在广州出生，父亲是鱼贩，家境清贫。1958年他在广州结婚，几年后与家人移居香港，身无长物，最穷时要在西环以卖鱼为生。

　　后来他当电镀学徒，1963年开了一家小铺，开始略有积蓄。七十年代他与朋友合资在下界限街买了一幢10层高的旧楼，后来卖出，每人赚了20万港元。从此他不断投资物业，由低档的深水(左土右步)一直炒到高档的深水湾。1978年，叶钜与妻子成立了多家公司，专门炒楼。

　　公司注册资料显示，叶钜一直都是各家公司的股东或董事，直至1993年。叶钜说，他一家人很少争吵，星期天就去福临门饮茶吃饭，但是儿女们一直嫌他保守。公司的重大决定，都由他拍板，公司股权由他与妻子平分，他亦与妻子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他女儿秀娟是公司的会计，一向都拿文件给他签名。只读过小学五年级的他，对英文一窍不通，妻子签了的文件，他毫无防备就签了。1993年，在他签名确认下，他在各家公司的股份全部转到两家信托基金名下。

　　对这个重大改变，叶钜竟懵然不知。直到1994年，在开股东大会时，妻子一见他进来，就立即宣布散会。他起了疑心，一查，才知道自己已没有资产，两个信托基金由妻子掌握大权，他被赶出公司的董事局。

　　面对母亲，他真的很内疚

　　叶钜前妻在法庭上作供时，说叶钜1990年初开始有婚外情，又曾与家中菲佣有染，自此夫妻关系破裂。但叶钜接受记者访问时，却坚决否认有此事。

　　结果，他被逐出半山区的家，妻子不准他进屋，吩咐菲佣帮他收拾好两箱行李送出去给他。他当即哭了起来，最后只多拿了几幅藏画。

　　离婚官司打了3年。1999年两人庭外和解，妻子只答应补偿他500万港元，叶钜接受了，但至今只付了一半。

　　家变之初，叶钜仍住在丽港城一套房子内，但不久儿子将房子卖掉，叶钜只好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住进1996年借银行85万港元买下的一套旧房子。因为没钱还给银行，房子于2001年3月被银行收回，他只好租房子住。

　　他母亲得到社工的帮助，不但申请到“综援金”，还可以入住公屋老人宿舍。说起自己的故事，叶钜顶多唉声叹气，说一句“马死落地行”(随遇而安)，但说到母亲，他真的很内疚。

　　他住在福荣街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天吃两顿，中午吃盒饭，晚餐自己煮，只有青菜和咸鱼。他说以前最喜欢自己煮鱼翅，味道和福临门的一样，汤也是黄色的。

　　叶钜没有自己的私人存折，所有的钱都在公司名下，公司没有了，他就成了一条“光棍”，前妻给他的250万港元，全付了律师费还不够。

　　没有燕窝吃，身体反而好了

　　穷途末路，叶钜想过申请领“综援金”，但社工说他的背景太复杂，恐怕社会福利署要调查很久。

　　他惟有干原来的老本行做小贩。最初他推着小车卖，后来被市政管理处的人抓住，罚了款，只好租了个小摊。

　　他每天早上4时半起床，到荃湾等地进货，一直到傍晚7时许才收摊，天天如此，辛苦与否已经麻木。他和周围的小贩聊天，也说些粗话。他甚至言不由衷地说：“做有钱佬很惨的呀，整天怕生意出问题，睡觉时有时都会惊醒，现在卖手袋不知有多开心……”他还说，可能是因为整天流汗，身体反而好了，变穷后还没有生过病，虽然已没有燕窝吃。

　　笔者说：“你会去中环卖手袋吗？你的前妻住在那里，你又曾经叱咤中环，朋友多……”

　　“怕什么？我又不偷、不抢，中环好啊，那里菲佣多，她们有时一买就是三四个手袋，我能赚好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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