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三位特约评论员将与我们一起完成这份报告。

　　我们把一张张调查问卷发到了城市和乡村的一个个家庭，去了解这一年他们生活发生的变化。我们走访了众多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听到了对这一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

　　来自权威部门新闻发言人对宏观经济的分析与判断，来自长期关注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感叹，使我们的"2001中国经济年度报告"逐渐丰满起来。这将是一份由百姓、专家、政府官员和电视财经记者共同完成的经济年度报告。

　　樊纲--一位经济学家

　　李强--一位社会学家

　　钟伟--一位关注中国经济的青年教师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视角，1月1日晚上与您一同诠释中国经济。

　　李强教授，三年前调到清华大学组建了社会学系,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近年来他的研究方向不断向经济领域延伸。研究课题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贫富差别、失业问题，无不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联。这天他给这些来自香港的大学生讲的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今年是中国社会结构发展最快的一年，也可以说是社会结构向纵深发展的一年。

　　2001年经济学家樊纲依然很忙，他频繁穿梭于国内外，参加或主持各类学术活动，最近几年樊纲在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樊纲善于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剖析各类事件和现象的经济学意义，因此一直是最受媒体欢迎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现在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讲均衡，所以在困难的时候就要多谈希望，在情况好的时候就要多看问题。

　　几年前，钟伟终于做出了一个注定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从江南来到了北京，以便于对他所热爱的经济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现在是同济大学的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在这所以培养教师著称的百年学府里，钟伟在教授金融课程的同时，不断尝试对国内外经济走势做出预测，令他得意的是，他的一些预测被事实验证了。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和千千万万青年教师一样，我希望明天会更好

　　主持人：历史总是从某一事件开始的。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因为那些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在不同人的心里会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诠释中国经济的三位特约评论员李强教授、樊纲教授，还有钟伟已经坐在我们面前。我想问三位，2001年给你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辛勤耕耘一年了，李强教授您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

　　李强：我们可以用变化速度来形容这个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发展速度非常快的一年。

　　主持人：樊纲教授也是忙忙碌碌一年，您的感受呢？

　　樊纲：中国经济已经是大的全球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年应该说印象最深的是全球经济的动荡，而且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主持人：那么兢兢业业的钟伟？

　　钟伟：一个当然是中国入世，另一个是我的孩子会走路了，会说话了。

　　主持人：我想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在新世纪的第一年里，我们大家都有不少记忆深刻的事情。那么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01年吧。

　　第一章、瞩目中国

　　2001年12月1日，釜山，2002世界杯抽签仪式现场

　　2001年12月1日，世界杯足球赛抽签仪式在韩国釜山举行，中国队与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队分在了一组，这让不少球迷开始对中国队进入十六强充满憧憬。

　　中国足球用44年的努力展示了自己走向世界的勇气和执着，而韩国人也为把中国队分在韩国比赛用足了他们的智慧，韩国人如愿了。根据韩国观光公社预测，在世界杯举办期间，至少将有6万名中国球迷和旅游者前往韩国，有人估计，仅此一项，至少可以让韩国人赚取近1亿美元。中国队小组比赛网上销售部分的门票被抢购一空，韩国大韩航空公司的股票也因此上涨了近百分之十。

　　足球在制造快乐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财富。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现场

　　"我们赢了"。当国际奥委会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的时候，世界为中国的未来投下了信任的一票。为了准备奥运会，北京计划投入28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有人测算在今后的几年中，这将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多增加零点五个百分点，"奥运经济"一时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

　　几个月之后，中国足球队将与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巴西队出现在同一个绿荫场。

　　七年之后，全球最优秀的运动员将在中国同场竞技。

　　2001年，中国也进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竞技场--WTO，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1月11日,卡塔尔首都多哈

　　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WTO，这三个普通的英文字母，在新世纪的第一年，被世人不断的提起。由于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的这个星球上最广泛的贸易规则，具有了它的广泛意义。

　　出现在多哈会议上的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面对全世界的目光，除了微笑，更多的是冷静、平和，他们清楚，十五年艰苦的谈判之后，中国只是赢得了参与制定比赛规则的机会，而不是比赛本身。

　　2001年夏天，浙江余杭

　　2001年夏天，浙江余杭的一家丝绸小厂承接了一个只有几百米的定单，当时，工人们还不明白面料图案上的APEC这四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批面料被裁剪成了20套中国传统的唐装。

　　2001年10月20日，中国上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

　　10月20日，在上海秋日的晴空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的20位领导人，身着这些唐装站在了一起。

　　对上海，对中国，这注定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江泽民主席与各经济体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焰火映照着波光闪闪的黄浦江和两岸的楼群，这是一个节日，这是一个属于渴望富强，渴望开放的古老民族的节日，在这一天，上海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速度、中国的力量和中国的安全。

　　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说过，站在黄浦江边，你可以在转头的瞬间，看到中国一个世纪经济发展的进程。上海外滩这个往日冒险家的乐园，今天已经刻上了新时代的印记，而在浦东，一个新兴的上海，正从地平线上升起。

　　2001年12月11日，这又是一个注定对中国的历史发生深远影响的日子，这一天，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在前一天的晚上，外经贸部在网上公布了中国加入世贸的法律文本。没有仪式，没有掌声，激情过后，中国就这样平静地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第一百四十三个成员。

　　主持人：我记得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北京已经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那一天对于北京来说就是一个狂欢节了。但是，中国加入世贸那个夜晚却是出奇的平静。而我们在2001年中国财经热点调查当中，大多数人在选择2001年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最深刻的事件的时候，都认为应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是为什么人们在表达的方式上却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李强：从心态上看，入世的信息，已经在中国人中传播很长时间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要回顾改革走过的20年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将自己的经济运行规则向国际看齐的过程，实际上要说准备呢，中国人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所以从心态上来看，有可能你准备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当你进入的时候，反而比较平静。

　　樊纲：WTO本身是一个值得冷静的事情，跟申奥不一样，申奥好像是我们赢了一个大奖，或者我们赢了一场比赛一样，我们赢了。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用我们经济学的话说是一种等价交换，我们也付出了很多东西，我们赢得了很多，我们的权利，但同时我们要承担义务，今后不仅仅是我们经济进一步发展，我们对其它市场进入更加自由，同时，别人也要进入我们的市场，我们还会面对更大的压力，更大的挑战。

　　主持人：并不值得我们怎么去欢呼高兴。

　　钟伟：我们加入进去，仅仅是我们获得了一次机遇，但是挑战是很厉害的。或者说加入WTO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对于政府、企业和个人来讲，WTO实际上都意味着我们面临蕴藏于挑战中的机遇，如果扛得住就有机遇，如果扛不住挑战，挑战就凸现了，机遇就黯淡了

　　主持人：申奥成功了，这件事本身对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李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出现惊喜、大喜，一般是有一种期望和预期能够得到的是相比的。因为中国曾经失败过，93年那次，当时都以为是得到，结果失败了，这个马上使人从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刺激。这次说实在的，中国人由于有了这次教训，中国人很平静的看待，中国人做了两手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人们就能得到这种惊喜的效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心理效应。从心理学分析有一种东西叫承就动机，按照成就动机理论一个民族能够在经济上起飞，在它之前有一个文化的奠基。文化奠基是什么？国民有自信力，有人研究证明，一个民族先是有了国民自信力，然后有经济腾飞。有一个美国教授克克.白兰曾经拿很多国家的数据来证明。从这个角度来看，2001年，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力。

　　樊纲：有了自信心，对我们自己本身的经济活动，投资者的信心等等，这些从短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说心理因素对于我们下一段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李强：经济学家其实从来没有忽视心理，因为这个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消费。这次实际上是国民心态的体现。另外，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心态、看法会完全不一样。中国文化总的来说，历史上的文化是比较保守的，不太能容纳外来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有自信心的是另外一种心态，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我能拿进来。

　　樊纲：有点挑战，我敢于接受挑战，我也不在乎你。

　　李强：完全正确

　　主持人：申奥成功以后，有许多人认为确实增强了民族自信力，也有很多解希望。希望成功能给申奥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实惠。申奥跟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希望申奥成功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实惠。申奥跟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樊纲：这个当然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影响不会特别大。对韩国当年影响可能非常大，因为韩国经济就那么大，一个奥运投资可以提高多少。

　　钟伟：实际上对于奥运来讲，更多的要看到奥运给我们整个参与全球化人文精神方面，少谈一些奥运经济，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态度。

　　主持人：不管怎么说，2001年中国经历了许多令人振奋的大事，经济也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2001年中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台阶上，这让我想起了梁启超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句话是"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2001年，中国确实表现出了少年般的勃勃生机。

　　第二章、逆风飞扬

　　格林斯潘，美联储主席。这位被美国视为经济"守护神"的老人，在2001年将一个词重复了十一次：降息。当他一次次宣布降低利率，却一次次收效甚微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2001年年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宣布，美国经济从2001年3月就已进入了衰退。与此同时，欧洲经济表现不佳也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日本经济更是连续十多年没有任何起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又使人们对经济触底反弹的渴望像世贸中心一样轰然倒塌。经合组织在2001年度的秋季报告中坦言，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已经步入20年来最为严峻的日子。

　　而2001年，中国经济在承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压力下，依然保持了7%以上的稳健增长，在衰退的世界经济当中，可以称得上风景这边独好。

　　2001年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经济的寒风中热力不减，首先得益于中国政府多年来，在启动内需方面持续不懈的努力。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决策，在过去的2001年，中国经济如何能够从容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我们国家投资消费这两大需求，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最重的动力，他们的贡献应该说在90%以上。

　　2001年6月29日，青海，格尔木

　　2001年6月29日，青海格尔木南山口火车站，被誉为"世界屋脊盛典"的青藏铁路开工仪式在这里举行，这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工程之一。全长1118公里，预计2007年建成通车的青藏铁路，将创造两项世界纪录：海拔最高、穿越多年冻土层最长。而大约260亿元的总投资将全部来自中央政府。与此同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也正逐步从梦想变为现实。2001年由于投资增长，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

　　周铁军(国家计委新闻发言人)：为了进一步的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国家决定今年继续发行的1500亿的建设国债，建设国债项目的顺利实施，对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进一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我们发行了1500亿元的建设国债，两次提高了职工的工资，我想这有利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好的增长，预计全年可以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以上。同时，中央财政的赤字也可以控制在预算以内。

　　2001年12月10日，北京，京西某住宅小区

　　望着女儿刚刚装修好的房间，白大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尽管这套200多平米的住房用掉了不少的积蓄，20年的还贷期，也让她为女儿感到有些压力，但有生之年能够住上这么好的大房子，白大妈认为值得。2001年全国各大城市举办最多的，恐怕要算是各种房地产交易会；翻开报纸你会发现，每隔几天就有新开楼盘的大幅广告。由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住房信贷制度的逐步完善，房地产投资陡然升温，成为拉动2001年度经济增长的动力。刚刚迈进新千年的中国人正在预习新的梦想，从逐步改善的居住条件上，他们感受着生活从小康向更宽裕小康的提升。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从这个消费结构来看的话，比如居民现在住、行、教育、通讯、旅游这些方面，也是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从微观层面来说，大家目前来看企业家的信心、消费者的信心，都还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这就支撑着当前微观方面的，这样一个活力的表现。

　　2001年12月15日，上海港

　　上海港，被誉为"东方的鹿特丹"，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港口之一，吞吐量占全国的15%。2001年上海港见证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外贸进出口所取得的成就。截止到11月底，上海港的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其中出口增长了5%。人们还记得，2000年中国出口超常增长，达到27.8%。而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要想维持出口适度增长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2001年度中国的出口要能保持5%以上的增长实属不易。

　　2001年11月，德国总理施罗德率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巨额协议。其中拜尔集团投资31亿美元建设的生产基地，将是德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对外投资项目；在这期间，德国克虏伯与上海宝钢集团投资14亿多美元建设的，中国目前最大的钢铁合资项目-上海克虏伯不锈钢公司正式投产；而全球最大的水泵制造商德国凯士比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已成为它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凯士比公司董事会主席格斯特那说，我们注意到，当全球经济都在减缓的时候，中国仍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我们希望能和这个市场一道分享高速的增长。

　　2001年中国利用外资出现了快速的恢复性增长，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1亿多美元的外资涌入。中国不仅正日渐成为跨国公司的海外制造中心，也以其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显露出作为研究和发展中心的巨大魅力。

　　2001年11月8日，北京

　　2001年，摩托罗拉公司的全球董事会在北京举行，做出了5年内把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的决定，北京将成为摩托罗拉的研发中心。有人评价说，摩托罗拉董事会的这一决定是明智的，它在中国的投资仅占总投资额的9%，而它获得的回报却达到总利润的17%。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2001年还逐渐感受到了人民币沉甸甸的含金量。而支撑着人民币强势的,是稳健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居全球第二位，超过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北京东城区

　　这是位于北京东城的一个四合院，它现在的主人是一位美国人，他为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龙安志。从1981年踏上中国土地，他就对中国的发展给予了长达20年的关注。1996年深秋，在这个四合院里，龙安志完成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中国第一》，日后，那本书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为那本书的中文版，写下了一个副标题：一个美国作者谈中国的现状和未来。

　　龙安志(Laurence J. Brahm)：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就是因为我觉得在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已经是开始走市场化的经济。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经常看国外的新闻报道，跟国外的经济专家、跟政治家的一些发言稿或是一些分析，他们老有一个观点，对关于中国那个观点，我觉得是过时了。但是，你不能老看中国有一个老的模式或是一个老的框架了解中国的现在的改革，因为中国的改革在20年内的变化，是跟很多别的国家100年还快。

　　如今，五年的时间过去了，龙安志在书中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做的预测，他对中国所报有的信心和希望，已被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所印证。2001年3月，龙安志编著的又一部有关中国的书《中国的世纪》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汇集了多位中国政府部长以及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判断。龙安志为这本书题写的副标题则是：下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

　　主持人：龙安志在中国生活了20年，可以算是一个中国通了，几年前他就非常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他预测中国将是下一个崛起的经济强国。我们也注意到，2001年对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评价，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国外。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评价中国经济状况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往往要在乐观的前面加上谨慎或者审慎两个字。那么中外的经济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判断上的差异呢？

　　樊纲：龙安志所做的工作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呢？西方的媒体、学者一直用老眼光看中国，而恰恰用老眼光看中国，等中国经济增长，确实比别人增长很快的时候，中国有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感到很惊讶，突然感到这个事不可理解。原来以为中国经济应该垮掉，突然中国经济怎么又腾飞了，或者世界经济这么不好还能保持七点几的增长，觉得非常惊讶

　　李强：总的来看，其实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和我们自己，应该说我们对问题看的更深入一些。一般来说，在我们和国外很多教授交往过程中，实际上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他们更多的是从总的趋势上看，我们往往注重到一些具体环节。对中国的经济，我们如果从总的趋势上看，确实是不错的，但如果你注重到画的内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就好比一幅油画，你很远看的时候清晰的是一幅油画，但你真走进去看这幅画，你会发现画的细节有很多很多问题。

　　钟：龙安志讲的那段话说，崛起当中的经济强国之类的，实际上他看到的是彼岸，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中国学者是站在此岸，我们已经清晰的知道我们的彼岸就是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中国，关键是我们怎样从此岸达到彼岸，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从历史的纵深感来看，2001年的含义是非常深远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樊纲:我们用20多年，做完了别人一百年所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大的成就，这个成就还没有解决我们全部问题，因此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老是在看问题，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外国人他没有使命去解决这些问题

　　主持人：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人说中国躲过了一劫，这是幸运的，也有人说2001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又能保持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他依然认为中国是幸运的，到底是不是这样？

　　樊纲：要说幸运，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它幸运的地方，比如2001年这件事情，主要是国际经济的衰退，主要是因为IT泡沫的破裂。IT泡沫的破裂和股市上有关IT的技术股和纳斯达克破裂波及的影响。而中国因为是一个后发国家，我们的IT产业还没有真正和世界同步，因此，受到的打击、冲击比较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有点幸运。

　　钟伟:回顾我们过去的大概风风雨雨的十来年，在1997年的时候，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了，世界说中国是一个幸运儿。中国是不是幸运儿呢？我看不是，如果没有在此之前对股市泡沫的挤出，对房地产泡沫的挤出，中国可能就不是一个幸运儿了。那么在2001年又说了中国还是幸运儿，是逆风飞扬。如果没有从98年到现在的启动内需的政策，中国也许也不是幸运儿。

　　樊纲:中国之所以成长，确实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些因素决定的。比如说2001年，之所以我们有了7.3%、7.4%的增长，主要的贡献是投资的增长。

　　主持人：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政府为了拉动经济，也是在启动内需。每年也拿出很多钱发国债。那么启动内需的作用到底在什么地方？

　　樊纲：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我问一个反问题，如果政府从98年开始没有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现在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会掉到什么程度去。

　　主持人：这应该是我问的问题。

　　樊纲：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没法做实验，没法反过来说。但是应该说政府的政策本来不是经济增长的主体部分，它是为了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进行一定的干预，防止进一步下滑，在高涨的时候进行一定干预防止进一步过热。应该说这几年还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抑制下滑，使其它因素可以发挥作用。今年民间投资开始增长，实际上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它开始使经济真正恢复，从去年开始恢复正常增长的一种趋势。

　　主持人：启动内需有相当一部分钱投在西部，那里修了很多高速公路，但是高速公路却没有车在跑。如果把这些钱投在东部的话，不会产生更多的效益吗？

　　樊纲：这是大家对宏观经济又一个疑问，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来理解政府的作用，和政府投资的作用。东部地区是现在回报比较高，修条路可能就有回报。但也许正是因为修条路有回报，修路这件事可能就不应该政府做，就应该用集资的办法，用民间资本来做，那么政府的钱，政府的资金很大程度上用于社会平等，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恰恰是因为西部现在还没有回报，政府恰恰需要投资，它起一定的扶贫作用，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改善，也许将来有一天有更多投资进去，能够使它那个路也能够充分利用起来，也能有回报。那么即使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即使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需要一种平等。是国民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需要享受一定的基础设施。

　　主持人：就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做平衡。

　　樊纲：对，做平衡，平等的事情。

　　李强：消费中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不断能出现新的消费群体。

　　主持人：您是说这个消费群体本身具有一定引导作用，带动作用比较强。

　　李强：需要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最近一些研究大体上证明这个阶层由这些人构成，包括老的一些管理层，但往往是新的管理层，新的技术层，新的商业经营者阶层和新型白领。办公室人员，这个阶层在中国大城市里非常典型，北京、上海、广州，居然这个群体在北京、上海、广州等30个城市里，正式居民的劳动人口里占多数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所以我们能意识到一个新的消费层的产生，可能会对中国消费的影响。

　　樊纲:另外一个，刚才确实讲了，这几年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靠新中间层。但是它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这几年的消费体制的改变，包括住房制度和住房信贷的形成。现在想想年轻人，双职工，刚一开始比如有个白领工作，两个人的钱现在就开始买房子，这在十年前、五年前都不可想象，这个需求一下就形成了。然后住房体制改革，现在可以卖房子，可以换房子，旧房子可以进入二级市场，可以两间换三间，三间换四间，可以逐步逐步进入这个循环，这个需求有很大一块。所以现在我们在思考需求的问题，包括思考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很大程度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改善我们的体制，使需求能够更快的增长。收入是一个问题，有了收入以后，消费怎么能够就会更快的增长。

　　钟伟：从我个人来讲，经济学研究了半天，到底它是干什么用的？无非就是说使老百姓过更好的日子，政府有更多的税。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有电视机，有彩电，有住房卖不出去，我并非不需要，我都要，关键是我没有消费能力。所以我们与其说启动内需，不如说是叫培养内需。

　　樊纲：所以，刚才说到是启动消费还是培育消费，这个问题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从短期来讲，需要政府的政策来维持一定的消费？长期来讲根本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改革问题，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多少人就业的问题，是多少人收入增长的问题。

　　钟伟：第二，是城乡之间，农村，千万不能成为消费断层。如果农村成为消费断层，这几年来，农村收入增长力迟缓，九亿农民没有能够致富，整体上中国能富裕到什么程度，整个市场经济改革能给多少人带来福利，可能就要打一点折扣。

　　主持人：不管是生活方式怎么变化，都是为了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要想过的好，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收入要提高，我们购买产品的质量要提高。而这些都依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北京，月坛北街

　　北京，月坛北街。在它西端就是钓鱼台国宾馆。细心的市民或许会发现，在这条街上原属于国家国内贸易局的办公楼，在年初更换了主人，国内贸易局被撤消了。随其一起被撤消的还有煤炭、机械、冶金、石化等9大国家局。伴随着年初政府职能的改革，2001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幕拉开了。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作为国家权威机构的发言人之一，许多中国宏观经济的权威统计数据，就是由他第一次向社会，向世界发布的。在谈到2001年的统计数据时，邱晓华更为强调的是，这些数字背后所蕴涵的质量与效益。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在整个占7%以上增长的背后，应该说经济增长的这种质量，经济运行的这种结构，应该说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比方说从结构调整来看，确实我们十五时期，结构调整是一个主线。那么从今年以来，比较好的体现这样一个主线。

　　2001年的春节，对于浙江潘广通父子来说，恐怕是平生最快乐的一个春节了，就在春节前的1月18日，潘氏家族控股的浙江天通电子股份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8元的开盘价，使持有3000多万股的潘氏父子，一夜之间拥有了超过十亿元的个人资产。天通股份的前身是1984年创建的乡镇企业，经过17年的苦心经营，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厂，已经成长为一个公众公司。天通股份的上市，拉开了私人控股企业上市的序幕，在这之后用友软件等四家民营企业跨入了证券市场的大门。透过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神话人们看到，中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新的空间，普通生产者被赋予了更多的资源支配权和经营自主权，国有、私营和混合经济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2001年11月25日，北京

　　2001年，恐怕没有哪个行业的重组，像电信业那样引来了外界那么多的猜测。11月25日，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记者专访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为这些猜测划上了句号。这条消息立刻被各种媒体转载。

　　吴基传(国家信息产业部部长):国务院已经决定了，分成南北，北方呢？变成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就是保持南方的20个省。北方的10个省，再加上网通、吉通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剩下的还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这样就变成了两个固定电话网的，有竞争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个公司，可以发挥竞争的比较优势。

　　就在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当天，国务院批准了电信重组方案，一个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联通、铁通和卫星通信为支撑的，新的电信经营格局初步形成。

　　一个新鲜的中国正在诞生，伴随着结构调整，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迅速成长起来，"中国制造"正日益得到世界的认同。中国政府为结构调整所付出的努力，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条件，为中国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

　　2001年4月5日,美国坎姆顿市

　　2001年春天，在美国的坎姆顿市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命名揭牌仪式，这个城市的一条街道，以来自中国的一家企业的名字命名，海尔路成为美国目前惟一一条以中国企业品牌命名的道路。从91年开始，海尔利用十年的时间，先后在欧洲、美国等地建立了海外生产基地、设计中心和营销网络。或许海尔今天的成功，在中国的企业界尚不具备普遍性，但它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

　　主持人：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刚才片子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没有提，那就是农业。其实农业问题是最受人关注的。我们主要是考虑这短短几分钟的片子，可能很难把农业这样一个大的问题说清说透。所以，现在我们就重点的来谈一谈农业。朱溶基总理曾经说过，加入世贸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农业。从三位各自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农业那么让人担忧呢？

　　李：我可以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农村目前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改革20年来，我们其实改革最初的时候是从农村开始发展推进的。发达国家一般从20世纪初叶大体上就实现城市化了，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城市人口占到60%、70%以上，这都是普遍现象了，而你要不解决农业人口比例过高现象呢，你就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樊：为什么农业问题重要呢，它实际上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根本问题，最后都归结为这四亿农民的问题，怎么出来，怎么找到工作。而中国现在呢，又是在一个，现在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中国的难题在什么地方？就我们所谓是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就是我们土地本来是不足的，那么土地上的人就过多了，就是依靠土地生活的人越来越过多了，那么因此现在农业已经不再成为收入增长的源泉了，最近几年统计局调查都是这个结论，就是农民收入在增长，但是增长的已经不是从，主要部分已经不是从农业来，而是从非农产业来，那么趋势肯定是这个趋势。

　　钟：短期来看，大概农业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WTO的问题，中国农业能不能应付来自于WTO这个整个的冲击，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对整个三农采取什么态度，前面一个就是WTO对农业的冲击，其实就意味着整个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后面这个实际意味着政府对农业这块的重视程度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农业是放在很前面的，十五计划农业也是放在很前面的，那么就WTO来讲，我觉得现在悲观的调子比较多，悲观的调子比较多也不足为奇，现在种大豆的或者是种玉米的，以后可能他要不调整调整自己的产品的话，的确是很危险。

　　主持人：实际上刚才钟伟谈到的是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而增强它的竞争力。这个可以说是您认为是目前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手段。您二位是怎么看的？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解决实际问题？

　　樊：农产品的产品结构调整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毕竟还有很多市场有待开发，包括国内的市场，包括国外的市场，我们要利用WTO的形势，怎么把我们农业产品结构调整到符合世界市场的结构。这里面也有些文章可做。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怎么减少对农民的税费，减轻农民的负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安徽在搞试点嘛，政府也在抓紧做这个事情。

　　钟：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外界不要界定农民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农民进城他愿意从事，在城市当中就业，这个当然是一个好事。另外有一部分农民他说流动到城市当中去，路途太艰辛了，他就就近在乡镇企业打工，那也是可以的，关键问题就是农民选择做什么，他选择何种产品，生产何种产品，只有农民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和对自己潜力最心知肚明，举个例子我们看，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说农民不种地了，他能干什么呢？他能干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实际上并非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说，广州那边顺德那带，乡镇企业做的是现代大规模制造业这一块，彩电啦、电话机，基本上都是那儿出来的，那么广东还有一部分地区，它是整个种鲜花，出口了很多，效益相当好，山东有一些大的农庄它做什么呢？做蔬菜，种洋葱啊什么的，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苏锡常地区，它现在搞什么呢，农民他的乡镇企业居然在搞高科技，并且高科技搞得还相当不错，

　　樊：乡镇企业应该说这些年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结果，最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刚才说了都是计划经济短缺的时候，一大批可以发展起来，一旦到了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就要优胜劣汰了，一定要有一部分被淘汰，那么有一部分效益又比较低，又没有技术，但是有一大批现在都成长起来了，成了城里面的骨干企业了，包括一些我们著名的一些企业，都是乡镇出身的，那么对于农民来讲道理也是这样，我同意就是说关键是有没有一种制度让他能够选择，而且没有岐视性的政策对他，我相信很多农民如果你没有岐视性政策对他的话，他会选择留在城里，他只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相信人是有理性的，他刚才说的那些因素都起作用，就是说他消费心态呀，他回去消费，这就像当年咱们出国留学的时候，最早的那些中国留学生他不在那儿花钱，都要攒着钱回来花，道理都是一样的，但是呢长远来讲这种差别会逐步逐步消失的，因为现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用工制度，改革劳动市场，是下一步改善农民条件的，农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是说只是短期要做的一些，可以做的一些事情。长远来讲，我说还是要不仅要看到农业本身内部的一些结构，更要看到一些大的结构，包括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和我们几个产业之间的相当关系的问题，地区之间的结构问题等等，这些大结构都是关系到我们农民的就业，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

　　主持人：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了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它的症结就在于人多地少，那么要是从刚才谈到的无论是城市化还是未来的工业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可能就要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樊：现在我们也可以既有高新科技，又有很多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如果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角度来讲，把全世界的所有产业都挪到中国来可能还不够呢，全部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和全部的高新科技都到中国来，我们可能些就业还不够呢，我们有高级的科技人员，我们也有四亿农民还等着就业，刚才那里面也有一个例子，摩托罗拉一旦生产中心到了这里，技术研发中心就会向你靠拢，而且我们一旦有了生产的经验，一旦生产过程当中学到了知识，学到了技术，我们下一步也能够去发明更多东西，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你不可能让四亿农民一进来都是电脑工程师，都是一个逐步逐步的一个发展过程。

　　李：因为现在核心问题是我们这个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太大，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出路的话，当然是个幸事，那么另外从世界各国经验看，产品升级是个过程，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产品所占领的这个市场，包括鞋帽、服装、一些轻工业品、玩具呀，这个过去都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占领市场的，比如说东亚国家像韩国、日本啊，那个时候它们占领这个档次的市场。

　　樊：我一点都不担心中国人将来能升级，一旦他能够把这个事做起来，能够赚钱，将来能够升级，真正值得担心的是中国人老想着升级，忘了赚钱的事，忘了可持续发展，都去搞那些自己还不是自己有竞争力的那些行业，成本的高低是最后决定竞争力的高低。

　　钟：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内容，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铱星公司，摩托罗拉搞的，技术先进性很强，但是大而不当，结果整个就完蛋了，那么如果我们只是追求技术的先进程度，或者说其它的等等，忘掉了市场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的一个事情了。

　　主持人：刚才大家谈到了竞争力的问题，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前两天给我讲的这样一件事，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他给他的三个孩子一人一笔钱，当然是在国外了，让他们去买他们最喜欢东西也就是作为圣诞礼物，这些礼物买回来以后一看，上面都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这就实际上说到了一个中国制造这样一个问题，国内很多人都说中国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可是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商品又都是中国制造的。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樊：这就叫竞争力，就是说你的东西同样的质量比别人便宜，就是你有竞争力。所以，很多人一想到竞争力，就是什么高新尖的技术啊，就是什么大资本呢。那些东西如果能够降低成本，能够使你的东西卖得便宜，那你才能有竞争力，如果那些东西大资本，高技术，使你的成本更高，你反倒更没竞争力。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小看那些小东西，不起眼的东西。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可以什么都造，都可以有竞争力。最近我在浙江，又再一次路过义乌小商品市场，那个小市场上有些外国人长年住在那里往回发货，其中有二十几个阿富汗外商。我说阿富汗人要买得起的东西，一定是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东西，对不对？我说这就是中国能够占领各个市场去，那你既占领美国市场，又占领阿富汗市场，这个产品就是有竞争力，这就叫竞争力。

　　李：中国的人口最多，中国的国民性也有很大的竞争力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这是中国人民很大的特点，那么中国这么大量的产品，现在是在世界各国的SUPER MAKET(超级市场)到处都可见，很大程度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很大程度上确实和中国人的勤劳是有关系的。

　　樊：那么再一步就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什么，后发优势不是说你后发一定有优势，后发优势指的是你作为一个后发者，你可以廉价的、可以低成本地吸收、借鉴、利用发达国家大企业所发明创造的技术，和它所走过的这些市场的道路，它所积累的这种经验教训，它所创造出的这些规章制度等等，这样你就等于可以走捷径而不走弯路，它们那些规章制度不说别的，那些规章制度，那些法律，现在怎么说它多么健全健全，它都是走了多少弯路啊，是多少市场的危机啊，多少黑幕啊，多少骗局啊，最后才出的这些法规，多少次市场的失败，多少个企业被淘汰，才归纳出那些管理的办法，那些市场营销的那些办法，我们怎么去更多地去学习。

　　钟：从低端到高端的移动，实际上经济学家在此方面，我觉得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既然所谓的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哪怕你是再聪明的，再才华横溢的组织、政府或者是个人，其实我们都并不能够很真切地看到这只看不见的手，我们只是猜测它的可能运行方向。同样的你从低端到高端，肯定需要你的国民进行大量的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和模仿，刚才樊纲教授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捷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捷径呢？恐怕是没有的，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大概就是鼓励每个国民朝着任何可能的方向进行创新。

　　主持人：无论是农业的竞争力还是工业的竞争力，实际上这都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在经济学上对国家竞争力是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国家在自由和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为全球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同时长期维持和提高其人民实际收入的能力。那么用一句通俗一点的话来解释国家竞争力，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富裕。(《CCTV2001中国经济年度报告》导演组特别提供)

　　CCTV2001中国经济年度报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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