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依匆

　　尽管现代化的风潮倾向于各个城市穿同样的衣服，盖类似的房子，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照片上看出哪里是上海，哪里是香港，哪里又在别的城市。在飞机候机室里，人们不仅可以凭借语言，还可以凭借很多迹象判断，谁是上海人，谁是香港人，谁又是哪里的人。

　　一位文化名人曾经说，世界公认的文化中心不外乎巴黎、纽约、法兰克福和伦敦。假如要在亚洲的著名工商城市中找一个文化中心，候选的城市是哪一个呢？

　　他说，除了北京之外，台北、上海和香港都有资格入选。那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三城的文化品位和城市意识。其实，谁是文化之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漫笔三座中国名城的文化品位。

　　“双城”与“双城的婚外情”

　　人们注意到，它们虽然都如此紧拥着海洋，虽然都在不同的时间里接受国际风潮的洗礼，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放在同一盏灯下，进行粗略或细致的比较和品味。

　　事实上，香港与上海在30年代就已往来频繁，早有并称双城的夙缘。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在《上海摩登》末章“双城记”里，也曾认为50年代涌入大量上海移民的香港，其实是上海这个传奇都会的“镜像”，香港对于老上海怀着浓烈的乡愁。

　　80年代末期以来，上海随着外来投资而逐渐复苏的城市景观，却如同是香港的复制。有人说，这个观察道出了上海与香港彼此缠绕的命运纠葛。

　　相较于香港和上海，在近半世纪逐渐具备国际都会雏形的台北，被形容为悬落在双城脉络之外突然迸出的野草闲花，就如李欧梵开玩笑所说的“双城的婚外情”。

　　李欧梵认为，中国的城市可以在各种层次上找到不同的联系。譬如上述的“香港、上海”双城是一组概念，“京派、海派”又是一组概念，而在上海、香港、台北三城中，又都可以在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影子里强烈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浸染。

　　贵夫人、洋太太与小家碧玉

　　不同的城市孕育了不同的传统。表现在文学上，上海曾经孕育了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台北出了强调都市生活的琼瑶，而香港则诞生了通俗文学和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所谓的“成年人的童话”。

　　有些词，形容上海很贴切，形容香港就有些不妥，而形容台北则会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上海的咖啡被形容为有情调，香港的咖啡被形容为好喝，那么，台北呢？很多人说是也许又好喝又有情调。台北在咖啡方面兼容了两个兄弟城市的特点。

　　香港也拥有兼容并包的文化胸襟。余秋雨说，香港文化与祖国大陆、台湾不一样，呈现的方式并不是很多作家在创作，很多教授在讲课，而主要是文化的运作。香港媒体传播网络之强大，大众文化之完整，及两种文化沉淀形成的独特文化，使香港能从高雅文化吸收养料，从流行文化提取机制。

　　不过，余秋雨也批评说，香港是以经济实用原则设计文化的，仍然缺乏灵魂和文化身分，这令港人无所适从，无所依归。香港人太匆忙，心中总是“兵荒马乱”。资讯来来往往，思维如潮汹涌。香港文化还缺少定力，没有定力，文化就缺少分量。

　　出生于上海后来又去香港的杨澜，有一次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也说，反思自己，感觉还是缺少定力，想让自己能够再沉静下来。

　　在余秋雨看来，上海和台北在文化方面共同的弊病，就是清高。需要面对大众时，研究人文科学的学人，依然在小世界里钻得很深，不像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学者，在历史转型期，会以理性和哲学的高度来讨论人文走向。

　　上海在文化上乃至国人心目的形象，向来是雍容华贵，厚积薄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论表面的繁华，上海的架势已不下香港，浦东的发展更是直逼东京与纽约。论文化的气魄，上海却是台北和香港都难以匹敌的。有人说，在这方面，如果说上海是贵夫人，香港就是洋太太，而台北则有几分像小家碧玉。

　　“上海热”与台北、香港的时尚

　　有些东西三座城市同世界大部分城市一样，是共同的景观。在体育馆大门的铁栅栏外，成群结队的年轻女孩子手持照相机、望远镜，皮包里面放着萤光棒，等心目中最心爱的明星到来。这样的景象可以出现在香港，也可以出现再台北，同时也可以在上海看到。

　　牛仔裤、矮子乐、大背包等都市年轻人的“制服”，在三座城市同时流行着。问年轻人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时，汉堡、炸鸡、比萨饼都高高排在前面，什么小笼包、豆沙包的则被很多人已经遗忘了。三座城市里，年轻人最拼命学习的，都是英语。

　　在宾馆里，三座城市看到的电视也是一样的，相同的中文台、英文台和日文台等等。但是，三座城市的文化景观，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仅就普通市民看到的电视节目来说，就各有各的特点。上海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依然大多板着面孔，台北的电视节目中男生女生嘻嘻哈哈讨论吸引力的问题，而香港的电视里永远有太多低成本的废话。

　　在上海，人们既看到清一色的年轻大学生们娇纵宠溺的一面，也看到他们崇洋而不媚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样的民族心理，在香港，在台北都有强烈的表现。每当民族受辱，上海的学生愤怒了，必然也看到香港和台北的学生愤怒了。

　　相比于香港，上海和台湾有更多的文化重地和著名学者，有20多层的书城，有全球共同推崇的著名学府和博物馆。但是，香港拥有更多的报纸和出版机构。来自香港的信息，来自香港的评论，一直都在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在电影方面，三座城市都拍摄过值得纪念的影片。40年代之前入选“20世纪中文电影100强”的电影，除了蔡楚生的《孤岛天堂》在香港制作，其他清一色都来自上海。这些电影多半感时忧国、也折射一般普通大众的悲欢离合，反映国家民族的苦难。

　　50年代到60年代初，香港的繁华还不及马尼拉和西贡，但入选的作品如李晨风等的《豪门夜宴》、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等，反映了一般市民向往中产阶级生活、追求富裕的社会心态，反映了这一时期香港文化的功底。

　　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台湾电影业随着经济的起飞，拍出了一批为观众所接受的电影，成为“健康写实”电影的象征。

　　香港70年代的功夫片像《精武门》、《少林三十六房》，则令观众耳目一新。李小龙透过虚构的世界，打出中国人的悲哀和无奈，也打出中国人的骄傲和荣耀。成龙式的电影则开创动作电影的新一页，风行一时。香港电影重视搞笑及高潮的计算，也在许冠文的电影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80年代之后，包括三座城市在内的中文电影开始大放异彩，在国际影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中文电影重镇的香港，产品销向全球华人社会。战后出生的新一代导演像徐克、许鞍华、方育平等，都受东西方文化洗礼，也企图摸索中文电影的新方向。

　　在香港，王家卫的电影最具前卫性及实验性，其《重庆森林》恍如电视MTV，颇具意识流特色，而强烈影像则又传达全新的电影讯息，受到国际影坛的重视。在台湾，李安等不但使欧美影评人看到东方新电影的美感，还展示了开风气之先的创新手法，将中文电影推向新境界，走进世界影坛。

　　有意思的是，三座城市也在增强其彼此间的认同感。在台北和香港，“上海热”持久不衰。这不仅表现在投资上，也表现在市民生活中。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现在成了台北、香港报纸杂志、电视电台和商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同时，在上海，来自台北和香港的时尚也在一夜间成为沪上风潮。

　　女性的身性思想与城市的文化品位

　　三城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异同。一般人都会认为香港女性的思想较为西化和开放，但一项调查却发现，香港、上海和台北三地女性同样重视家庭，而香港女性却在三地女性中最为保守，最不接受婚外性行为。

　　这项针对两岸三地女性的有趣的调查发现，台北女性感到社会歧视女性的情况最严重，上海女性的性别歧视最不严重；对家庭、事业和金钱的看法，台北女性重视金钱，上海女性看重事业，香港女性则居中。

　　这项调查是《读者文摘》用半年时间，在台北、香港和上海访问1500名15岁至45岁的女性，所完成的“女人心”报告。

　　调查者分析说，媒体大幅报道港商“包二奶”，增加了香港女人对婚外情的反感。上海过去环境封闭，近年开放后对个人自由情感的争取较为主动，反映在对婚外情的看法上也比较开放。

　　至于在“家庭、事业、金钱对拥有美满人生的重要性”方面，上海女性认为事业重要的比例最高(81%)，台北和香港分别有66%、61%认为家庭蛮重要或非常重要；在金钱观方面，台北女性较看重金钱(71%)，香港和上海女性认为金钱对人生重要的分别为61%、58%。

　　在性别歧视方面，台北女性有32%认为歧视状况蛮严重或非常严重，香港有25%，上海最低，只有19%。社会主义的上海比较重视平权，而资本主义的台北则有更多的性别歧视。

　　如果用电视中女人的形象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三城的文化品味，那么，人们注意到，在台湾，电视广告中往往将女人的身体商品化，夸大身性对女人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在今天的香港和上海也在蔓延。在文化品味不断得到中华文化传统滋养的同时，三城的文化品味也在同时不同程度地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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